培训市场这块“蛋糕”越来越大

想分享的“人家”也越来越多

谁能最终享受，就看谁的品牌知名度高及口碑好了

随着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量的与日俱增，职业教育、技工教育、外语培训、IT培训、高考1对1培训、艺术培训等技能培训愈发火热，而会计师、广告师、社会工作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一批批新职业的“加盟”更是把教育市场搅得热火朝天，相应培训机构“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在加剧行业竞争的同时也使整个教育市场进入了“精细时代”。

由于教育业态日益多元化，使得教育市场环境日益复杂，竞争激烈程度不言而喻。有专家预测，2014年省城教育市场将进行新一轮的“洗牌”，优胜劣汰会使教育市场发展态势更加明朗化。

IT培训高中低档层次已明

随着网络发展的突飞猛进及网站数量的与日俱增，对于网络人才的需求也呈现“洛阳纸贵”的局面，相应的网络人才的培训招生信息“水涨船高”地出现在各类宣传渠道中，很多网络教育机构也通过“连篇累牍”的宣传来实现招生目的。“以往IT培训市场较为混乱，同质化恶劣竞争严重，但随着专业化IT培训机构的品牌化发展，规模小的被逐渐淘汰，肃清后的市场格局日益条分缕析。”吉林省某IT教育机构负责人如是说。

据了解，目前省城IT培训市场已形成了高、中、低档培训格局，以网络、软件等开发类人才为高端、以平面设计、游戏设计、多媒体设计等人才培训为中端和以办公实用类人才培训为低端的IT培训新格局已粗具规模。与此同时，这些人才培训项目在培训价格上也日益规范，高端培训万元以上，中端培训5000元至1万元，低端培训5000元以下。业内人士表示，随着IT培训个性化、多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2014年IT培训市场将更为细化，层次将更为明晰。由于人才的紧缺，新的前沿技术培训将成为今年IT培训市场的一大新热点。此外，IT认证、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将结合得更为紧密。

外语培训市场20%陷危局

时下，省城外语热已不再仅仅是英语培训火，韩语、日语等小语种也急剧升温，势头丝毫不逊于英语，学习外语已不再是学生一族，而是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使得外语培训体系更有针对性和目标性。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外语培训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各类考证项目，以中高级口译、四六级、PETS培训为主，适合在校学生和想获得外语能力证书者；应用型培训，以实用口语、综合英语培训为主，一般都采用外教小班教学，适合以英语实际运用能力为目的的求学者；出国英语培训，以帮助学员通过各类出国留学考试，如托福、雅思、GRE、GMAT培训等；小语种培训，包括德语、法语、韩语等，市场需求尤为明显。

谈及今年省城外语培训市场的态势，从事多年外语培训的长春市某外语培训学校负责人分析后表示，目前外语培训市场英语培训还是主流，2012年的培训人数比2011年增加了40%，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30%，估计2014年培训人数较2013年还会有一定的突破。同时他预测，2014年外语培训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优胜劣汰下几百家培训学校中将有20%小规模的陷入生存危局，品牌及口碑将成为外语培训学校立足的根本。

职业类培训机构优胜劣汰

与传统职业教育、技工教育、外语培训、IT培训、高考1对1培训、艺术培训等相比，会计师、广告师、社会工作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一批批新职业培训成为今年培训市场的焦点。另外，外贸实务、物流报关、ISO认证、房地产营销等项目人才也成为培训热门。长春市某职业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国家相关部门对职业资格认证越来越重视，各行各业持证上岗的趋势愈发明显，因此新职业培训市场在今年会更加火爆。虽然新职业发展如火如荼，但由于大多数培训机构在招生和学员就业上还没有形成完备的通路，因此今年将成为考验一些培训机构能否生存的关键年，优胜劣汰在今年将表现得尤为明显。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不断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的管理，有效提升国内职业资格的权威性和应用率。今年，可能会有很多具有丰富经验、先进培训模式和理念的国内及国外职业培训机构进入我省培训市场，这将进一步加剧省城培训市场新一轮“洗牌”进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个体"一日登科"便能永逸的教育观念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人终身学习教育。”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校长、中关村(000931,股吧)学院院长潘四发5月15日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变革，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有需要学习的新内容，因此除了国家统招的各个阶段性教育外，职业培训、社区教育十分必要。

　　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北京市海淀区作为科教文化大区，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而中关村学院作为海淀区政府举办的社区性高等教育机构，是海淀区政府提出的“学习型海淀”的主力军和“辐射源”。

　　“一体两翼”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到2012年的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提升。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要积极构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和职业教育特点。”潘四发呼吁，还应该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多元投入机制改革，改革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进一步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办学机制。

　　作为北京市市教委业务指导，经教育部注册的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教育学校中关村学院，在办学过程中，逐渐成为集学历教育、非学历培训、社区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办学机构。

　　“我们学校于1958年建校，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海淀区职工大学、北京市开放大学海淀分校、中关村学院、海淀区文明市民总校四位一体结构。”潘四发表示，目前全校教职工按照“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不断按照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的要求不断为首都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促进教育公平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何谓“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潘四发介绍，“一体”就是中关村学院自身的整体建设，学校的定位，这对一个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关村学院的定位就是将教育资源优势与社区日益增强的学习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将学校与社区结合，形成覆盖整个区域，布局合理的社区教育网络，为全体居民服务”。

　　关于“两翼”，潘四发表示是支撑学校发展的两条办学思路和模式即“学历教育”和“社区教育”。他坦言，这两个部分在学校“一体”的自身建设中相辅相成，满足不同层次市民的需求，共同促进学校综合发展和实力提升。

　　在社区教育发展发面，中关村社区学院于2001年12月25日挂牌成立，标志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从以补偿性的高等学历教育为主，向高等学历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社区教育成为学校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而关于学历教育，2002年5月，海淀区职工大学与海淀区成人教育中心合并，海淀区成人教育资源实现整合，中关村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原海淀区成人教育中心成为中关村学院一分院。2002年10月，第99中学并入中关村学院。位于海淀区温泉镇辖区内的原99中，成为中关村学院二分院。

　　“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自创出"面向海淀、面向基层、面向实际、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和"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的"常青藤"终身学习系统教学模式，不断整合各方面资源，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建设人才。”潘四发表示，中关村学院办学这么多年来，使得许多在岗职工通过参加学历教育或社区教育，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成为单位的工作骨干，不少毕业生由此走上了市、区领导岗位。

　　办“百姓身边的大学”

　　社区教育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产物。社会只有积极发展社区教育，把它纳入社会大系统，才能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关村学院作为海淀区政府举办的社区性高等教育机构，在海淀区整个社区教育和学习型海淀建设中发挥着“中心”、“龙头”作用，为社会提供大教育服务。

　　5月15日，记者在位于海淀区东王庄15号的中关村学院一分院采访时看到，在插花花艺课堂上，几十位市民围在一起，手里拿着剪刀和各式花束跟着讲台的老师学习插花。讲台上正在教授插花课程的老师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精通各式花艺，定期来中关村学院教授课程。同时他也在中关村学院业余学习书法课程，在“教授”和“学习”中提升自我。

　　中关村一分院不仅开设插花花艺课程，还设置了其他特色鲜明的多样课程。厨艺教学课程，请国内知名厨师定期不定期的教授市民蛋糕烘焙和各菜系厨艺等。厨艺教室是“大大的厨房”，市民不仅仅是学习，更是享受制作美味的乐趣。

　　记者在采访中正好赶上这里茶艺师在教授市民茶道。在优雅的古琴声中，茶艺师边讲解茶道理论边示范动作，不一会儿工夫，茶香飘满整个校园。值得一提的是，学院的书法绘画课程曾受到来华访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厚爱和赞誉。中关村学院的音乐课堂也是别具特色，各色的古琴等乐器摆满整个教室，市民可以在传统和现代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非学历培训是学院的重要方向之一。”潘四发表示，中关村学院还是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的具有汽车维修高、中、初级培训和考核资质的单位；是海淀区人事局授权的公务员培训单位，以及多种职业证书考核资质单位。

　　据了解，近几年每年来中关村学院进行非学历培训的人数保持在13000人左右。学院开展的海淀区正科级公务员培训、北部乡镇村级干部公共事业管理培训和农民中级汽车修理工培训等都得到合作单位和学员的好评。

　　“利用学院社区教育体系和市民教育体系平台积极开展社区教育和市民教育，也是学院的重要工作之一。”潘四发向记者介绍，现在中关村学院面向海淀全区各社区开展的管理干部培训、市民大讲堂、计算机基础及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法规培训和音乐教育等都深受社区和居民的欢迎。

　　在潘四发看来，社区学院的作用之所以有别于普通高等院校，主要是它与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关系更加紧密，与区域内的民众关系更加紧密。“选择教育就选择了一份责任，做教育是要花大成本，要从长远着眼，不能急功近利。做社区教育更是如此。”潘四发向记者表示，在他入职中关村学院领导层的几年，始终秉承“专注教育服务，专业服务教育”的原则，不断开发贴近社区市民需求的各色课程，更好的服务来中关村学院学习的每一位市民。

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潜在的隐忧正在形成。随着潜在可转移劳动力减少后的成本上升，制造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已经有所显现。与此同时，以往的城市化并没有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不可持续，甚至可能在城市内部形成“二元社会”的分割。

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职业教育改革是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推进工业化，并进一步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的最佳政策突破口。借助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分析，本文将指出职业教育首先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改革，应当遵循怎样的改革思路。

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以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体的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如何能够尽快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

目前一个与之相关且广为讨论的政策议题是“异地高考”改革。这项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这一政策取向对于未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恐怕并非最为有效。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职校技校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给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脱节。

相比之下，让农村转移劳动力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就成了一个既现实可行又能满足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两全方案。与异地高考改革相比，大城市放开职业教育的现实阻力要小得多，同时，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实践动手能力、能够解决专业领域实际操作问题的应用型人才，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产业升级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以德国为典型的制造业强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职业教育是先进制造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同时，只要在大城市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能够给农业转移人口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那么他们在城市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恰恰是实现“人的城市化”，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能够“市民化”的重要前提。所以，从产业升级与实现“人的城市化”而言，职业教育是目前需要更多政策关注的最佳突破口。

中国职业教育水平总体落后这一事实被广为认可。但职业教育中仍存在那些不太被大家所认识到又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职业教育资源供求缺乏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根据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S）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在共计21572个样本中，我们可以得到最高学历为职业教育，且报告相应职业教育学校信息的991个有效样本。其中，在东、中、西部接受职业教育的样本比例分别为42.79%、37.54%和19.68%，显示出与高等教育类似的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不均的现象。

此外，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按东中西进行区分，各地职业教育接受者中为本省生源的比例分别为85.7%、87.0%和92.3%。同时，各地这一比例又普遍较高，都在85%以上，说明目前中国职业教育以区域性招生为主，缺少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性。这是目前中国职业教育资源供求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的表现。如果职业教育的回报在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这种状况就不利于产业工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日后产业升级的需要。

第二，职业教育的户籍门槛依然存在。实践中，虽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外来人口子女就读本地职业学校，但仍存在一定的限制门槛。例如，上海要求随迁子女须为应届初中毕业生，且须在上海完成全日制中职教育后才可参加上海高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北京则要求随迁子女必须具有北京学籍且父母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

第三，职业教育回报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利用前述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整，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更高的收入回报。这一结论在考虑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生活成本更高、更高能力的人更可能选择在东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等其他可能性后依然成立。

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第一，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等软硬件方面更有优势；第二，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程度更高，当地职业教育的供给更接近市场需求，更易于了解现代产业发展对技能的要求，因而能更有针对性地提供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

将上述三方面特点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指向：政府应当鼓励而非限制流入城市的大量制造业从业人员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到城市接受更为优质的职业教育，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来配置教育资源，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尽早做好劳动力的技能储备。本报告最后部分将从不同角度提出更为具体的操作性政策建议。

在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向之后，我们可以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原则出发，分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及具体建议。

第一，优化学生-学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取消职业教育入学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户籍等门槛限制，具体包括：1.中等、高等类别的职业教育学校入学资格均与考生户籍身份完全脱钩，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2.职业教育学校入学后学生各项待遇与户籍身份完全脱钩；3.职业教育报考资格同时也向历届生、在职人员开放；4.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支持，转为直接补贴职业教育接受者，以便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者的市场选择机制。

第二，优化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聘用劳动者时，只看能力不论学历出身，相应的措施包括：1.原则上，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主管部门不作学历上的硬性要求，由用人单位视岗位要求按能力自主聘用；2.在获得户籍资格（如户籍积分管理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完全同等对待。

第三，优化各种办学资源之间的市场化配置。就这要求在政策上提供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办学力量按市场规律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1.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大向国外优质办学机构的开放力度；2.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合资、合作办学。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近日，一条新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3月底表示，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是技术技能型。业界人士分析，说明中国职业教育将真正驶上快车道，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更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招工难和就业难的尴尬也将逐渐破解。

　　招工难和就业难的尴尬

　　中职学生就业供不应求，普遍在98%以上，有的甚至被提前预定。而且中职学生的工资待遇也在快速攀升，多数已经达到3000左右，有的优秀学生和专业紧俏的学生工资更高。“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727万，比去年增加28万，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春节过后，多省份的企业老板度过了纠结无奈的几个月，忍受着技工荒。这种“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也许将在今年开始逐渐终结。

　　一位职业教育人士指出，还有一个尴尬现象，现在职业教育学校的招生情况也要引起大家的思考。一方面中职学生供不应求工资节节攀升，而且学费全免，国家还给学生补助两年生活费。另一方面职业学校的招生却不容乐观，有的职业学校招生计划都完不成，对实训设备师资都是一种浪费。他呼吁家长朋友们要加快转变观念，不是读普教、上大学才有前途，职业学生一样有前途，并且更有前途。

　　中等职业学生深造更方便

　　“职业学生不但就业不愁，未来要想深造发展路子也更宽广。”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既有的模式中在打通学历层次方面，中职和高职，已经有3+2连读，也就是说，中职毕业的中专生，如果深造2年，可以获得大专文凭；而高职毕业的大专生，深造2年可以获得本科文凭。另外，也可以选择3+2人才分段培养等模式：就是完成了前半部分，就可以拿到前半部分证书，进入到后半部分，学业合格也可以拿到另外的证书。转阶段时不需要再参加全国高考。通过联合招生、自学考试、专升本考试，在学校也可以修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校长吴浩宏。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校长吴浩宏: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校长吴浩宏在谈到职业教育体系的问题时,透露出他对职业教育独特的思考。对未来,他既有信心,也有清醒的认识。

　　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吴浩宏屡屡提及教育从分层到分类的变化,多次触及职业教育改革的思路,“没有正确的引导,谁会选择职业教育?应该让技能型人才在整个行业和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人尽其才”。

　　请行业精英和专家团进行教学标准论证

　　问: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学校有什么好的举措?

　　吴浩宏:最近我们有两个活动,一个是“茶与茶文化”的教学标准论证。我们请来的专家团队,应该说是茶行业里最专业的人才:有中国华侨茶叶发展公司研究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中国茶业界唯一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还有广东茶业界里的精英—包括一些学者,以及行业领头人。

　　我们的论证有两方面,一是学术,二是市场,既有专业性,又有实践性。学术理论方面,我们有博士生导师从专业培养、课程设置方面阐述;行业专家则提出我们需要按照需求去培养人才。基金会也提供了一些支持,包括基地、资金、样茶、师资等。在我们看来,这个论证会的成功,是我们学校与行业、企业间紧密结合的体现。

　　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亲子大卖场”,我校每年举办一次,已经坚持了近十年。此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家长也一起见证孩子们如何做生意、如何营销,让家长来检验我们的教学成果。

　　教育分类对职业教育,甚至对于其它类型的教育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问:国家正在进行高考改革,意味着未来会有一些公办或民办的大专将加入职业教育的行列,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吴浩宏:首先,国家目前正在从整体上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这是十八大提出来的,教育部也在做这方面的改革。我们国家从上而下,已经对职业教育相对落后的状况有所认识,也下定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目前国际上在构建教育体系方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分层,另一种是分类。教育部已经着手从教育分层到教育分类的改变。这种改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动作,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理解。以前的教育分层,是从重点到普通,再到职校,把职业学校放到最末端—比如中考录取,提前批是全国示范的,第一批是省一级,第二批是市一级,然后是民办高中,最后才是职业学校。这种分层方法会让社会和家长认为,职业学校的学生都是淘汰之后剩下来的,选择职业教育似乎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国家正在着手的向教育分类的改变,可以分成基础教育类、高等教育类、职业教育类、学前教育类、特殊教育类。这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突破,是一种改革。对职业教育,甚至对于其它类型的教育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我作为职业学校的校长,当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要把好事做好,不能只是等待,更重要的是提升内涵,促进自身发展。社会的进步让我们有机会去搭建一个现代职教体系—有中职,有高职,有本科,也有研究生的培养。

　　相应地,社会对职业学校的要求也更高了。如果学校此时没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形势,可能就要掉队。过去基础扎实的学校,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领先,但如果没有注意顶层设计,没有思考学校的发展、专业的发展、课程的建设等问题,没有考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与行业、岗位、生产过程紧密对接,那就有被淘汰的可能。

　　问:您的意思是,这种改革是一把双刃剑?

　　吴浩宏:对,是双刃剑。这个时候谁把握住机会,理解好顶层设计,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提高培养质量,谁才可能往上走,否则就会越走越窄。未来还会存在专业重组,专业重构的问题,一些较弱的专业可能会被撤掉。但这正说明我们的机会来了,我校的烹饪、酒店管理、茶艺与茶营销、咖啡、红酒、调酒、导游这些专业将有更好的发展。

　　让技能型人才在整个行业和社会占有一定的地位

　　问:过去定义人才的概念很单一,您认为未来会有什么不同吗?

　　吴浩宏:会有不同。未来的人才结构肯定不是单一的,有学术型,也有技能运用型。对国家来讲,学术型人才重要,技能型人才更重要。我举个例子,为什么德国的汽车制造业全球领先?工业要发达,高技术、高素质、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学者和研制人员,他们研制出来的模型或许很好,但是模型怎么变成产品?研制人员可以画出来,但要做出来还是要靠技能型人才来完成。为什么瑞士钟表业几百年都不被超越?这也是有秘诀的,他们有非常出色的技术人员和技能型人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这一要求,作为职业学校,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和担当,国家也应该予以一定的引导。瑞士的一个高级技工的收入甚至高过博士,这种人尽其才的工资体系,就能对社会产生良性的引导。如果没有这样的引导,谁愿意去选择技术工人这条路?让技能型人才在整个行业和社会占有一定的地位,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 

近700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从今年起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有专家指出,“退步”正是“进步”,人才培养体制的变革是与时俱进,也是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必需。不难看出,做好职业教育已成为“重头戏”。

作为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全市首批技师学院之一,重庆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近年来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等,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不断释放技能人才红利,促进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进步提供了更多的“蓝领”力量。

紧跟市场 集团化办学营造职教新格局

“集团化办学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要求。”重庆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李庆谈道,学校的发展要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节奏,行业性、区域性、特色性职教集团是提升职业学校竞争力的关键。

2009年,在工业高级技工学校牵头下,10所高中职院校、10家制造业优质企业和2所咨询机构组成区域性机电技术职教集团,成为教产研专业建设共同体。2010年7月,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亲自为集团授牌。

据了解,该职教集团通过加强院校与院校、院校与行业、院校与企业的联系,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仅推进了职教基地规模做大、结构做优、专业做强、特色做明,更促进了职业教育向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集团化办学的步伐并未止于此。在发展职教集团的同时,工业高级技工学校还牵头成立了重庆市渝西地区技工教育联合体,携手共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并成立了重庆工业技师学院力劲、潍柴、华为、益民、青山5个分院。

技工教育联合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了专业建设的合理布局,分校重点开设面向成员企业需要的如热加工与成型、齿轮制造等特色专业,有的分校明确以社会培训为主,优化了专业结构。这样,各个学校无论强弱,都能把握定位,各展所长,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紧贴市场,推动集团化办学带来了职教发展的新格局。近两年,潍柴分院招生爆满,2012年更成功创建市级重点技校;潍柴、益民、青山分院大力接受企业员工技能提升和新进员工培训,年培训量均达到2000人次左右;青山分院不仅每年早早完成招生任务,同时与企业紧密合作,产教结合,年产值达6000万元以上。

转变形式 合作从定向培养到引企入校、办学入园

从最初向企业开展定向培养,到开展订单培养、共建专业、共建实训基地和就业基地等,再到如今校企融合办学入园、引企入校、产教结合,工业高级技工学校的校企合作在经历“三步走”之后,进入了发展新高地。

思维的转变,行动的纵深,让学校的校企合作风景显得格外靓丽。

依靠集团办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努力将成员学校打造成为成员企业“技能人才储备和技能提升培训基地”,将成员企业建设成为“成员学校师资培训、学生顶岗实习、毕业生就业基地”,明确了成员学校与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确立了企业享有的权利,充分调动了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校企合作是技工教育的生命线。负责该项工作的校企融合办主任李建谈道,学校正在进一步贴近产业、企业,合作设立“厂中校”、“校中厂”,通过“产教互动”实现合作发展。

正因为如此,香港力劲科技集团才最终决定与学校深度合作,投资1亿余元在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建立融研发与培训、教学与生产于一体的“重庆工业技师学院力劲压铸分院”。

2012年,工业高级技工学校与重庆云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了重庆市金融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公共实训基地和重庆市重点产业用工储备特训基地,为呼叫中心、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软件开发、技术、价格、人才等信息查询与反馈等服务,这一引企入校的行动大大提升了学校和联合体服务产业和地方经济的能力。

改革示范 三大专业领舞人才模式改革

作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已经进入中期建设阶段,通过打造电子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三大专业和永川呼叫和金融数据处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示范校成为人才模式改革良好契机。

在专业建设进程中,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不断取得成绩,特别是制定的“五元六环教师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办法”、“四元制学校评价模式方案”、“两线三横四纵学生考核评价模式改革方案”为培养技能人才夯实了基础。

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将工作学习融为一体,形成了“三结合、三共同、三合一”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引企入校使专业教学实践与企业生产紧密结合,初步建立了集产、学、研一体的校内实训基地。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作为全市技工院校和重庆职教基地首批精品专业,多次承办机电一体化项目重庆顶级职业技能竞赛,促进了技能人才培养与世界接轨;在2013年第三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中心赛机电技术项目竞赛中囊括前4名,机械工程CAD获学生组第二名、第三名,并代表重庆市参加全国大赛,学校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形成了基于校企合作、教产结合“两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并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两线三横四纵”学生评价模式,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

三大重点专业的建设不断输出改革能量,学校的贡献与示范效应也在增大。据了解,仅一年时间就为行业和企业培训员工近3万人,吸引了广西、贵州、四川等市内外学校前来“取经”。

特别是永川呼叫和金融数据处理公共服务平台,这一特色项目的打造让学校客户信息服务专业在全市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来访参观的市内外学校络绎不绝。另外,重庆市和永川区的服务外包类企业频繁来到学校,提出用工和服务外包业务的迫切需求,为学校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本科大学生回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训后参加考试，获得各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一有趣的现象出现在广西南宁市的一些职业技术学校中，成为眼下广西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一种潮流。（5月25日中国新闻网）

 在最难就业季面前，本科大学生终于不再“高不成低不就”，开始转变自身观念，通过提高自身能力来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而以往屡遭偏见的职业教育如今也开始大展手脚，能够帮助本科生增加就业的筹码，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本科生回炉技校培训考证，既是本科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又从客观上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指出，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高于本科院校，这着实给了不少本科生当头一棒。但反过来思考，求职就业过程中，用人单位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而非学历，而不少本科生往往除了一纸文凭之外再无其他筹码。结构性的人才供需失衡必然导致职业教育就业居高而普通本科教育就业走低。之前教育部曾表示，201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为727万人，这又将是一个“最难就业年”。此种语境之下，毕业生想要顺利就业，就必须转变自身观念，紧随市场的步伐。市场需要毕业生拥有哪方面能力，自身就应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能力。如此一来，才能增加自身成功就业的机率。本科生考取技能证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而这种就业观念的转变，必然会消减本科生就业的艰难。

 职业教育成了香饽饽，既是市场化要求下的大势所趋，同时也佐证了两种高考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教育部已经明确表示，日后的高考将分为学术型和技能型两种。但从目前来看，不少民众还对技能型高考存疑，这与职业教育一贯受到偏见不无关系。一方面是传统的思维定式，总以为职业教育就会低人一等，也没有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又是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就业持续走高，职业教育不断被“正名”。在两种高考模式大势已定的前提下，让民众认识到职业教育的优越性，不仅有利于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时也能有效解决人才供需失调的现状。

 当然，本科生参加培训考取技能证书并不是说普通高等教育已经不再占优势，而恰恰相反。如若毕业生既拥有较高的学历，又掌握着一技之长，找一份好工作对其而言显然不是什么难事。不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职校毕业生，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所需接受的是市场对自身能力的综合考验，而并非只是对于文凭的考验。因而，无需觉得本科生考取职业技能证书太难为情，这正是理性就业观的表现。 

 李华 绘

　　从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到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明确“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再到4月25日178所普通本科高校发表《驻马店共识》成为改革的积极实践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本科转型”成了社会热词。高等教育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如何发展，不仅关乎国家的发展，也关乎每个家庭和青年的发展，社会各界人士有太多的意见要表达。

　　【职教前沿】

重构中国高教版图的民间声音

　　“鲁昕副部长的讲话重构了新形势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在不久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部分本科院校如何成功向职业教育转型”研讨会上，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则认为，重构的不仅是高等教育，“转型对于构建国家职业教育体系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从‘h型’变为‘H型’，将断头路变为立交桥。”

　　所有高校都要面对转型

　　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部分”到底是多少?鲁昕副部长给出的答案是600多所，主要是1999年以后新建的本科院校。按照不同类别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这些院校位居末端。

　　为什么是600多所?此前在驻马店论坛上，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理事长、天津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已有解释，参考了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教育提出600多所本科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加上1000多所现有的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其他高校所培养的学术型人才之比已向这个比例靠拢。

　　“不仅是这600所，其实所有的高校都要面对转型的问题，转型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需要，更是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国家的产业已经在转型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也必须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说。查建中认为，我国95%以上的高校都可以算作应用本科，包括清华这样的985高校，而研究型和应用型其实并不矛盾。“以前我们的大学大部分是自娱自乐，我们的教育要回到原点，就是职场。学生要就业，职场需要人，国家需要升级的人力资源支撑，所有都归结到职场的需求。”

　　北京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李壑对查建中的观点深为赞同，“职业教育遇到一些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中实际存在的‘种性制度’，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始终认为脑门上要绣字，学校名字里必须加上‘职业’。转型对职业教育是利好信息，但仅600多所本科高校转型还不够，所有学校的人才培养里都应该有职业的内容，特别是职业精神的传授，是我们各类学校都应该在教育教学中始终坚持的。”

　　不仅本科高校要转型，一向与产业结合紧密的高职院校也有转型需求。作为全国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就把今年确定为转型提升年。院长单强告诉记者，学校建校17年来一直是围绕产业培养人才，而忽视了学生发展。如今学校的转型是整个人才培养的转型，对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对内提升办学层次。

　　转型动力何在

　　虽然已有178所本科高校响应号召加入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但距离600所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唤起这些院校的转型动力?有学者认为动力必须内生，崇尚水到渠成，有学者则寄希望于政府引导的外源动力，出台更多的政策刺激。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转型的问题说到底其实是现有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灵活了，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怎么发展是学校自己的事，而无需政府来告诉怎么转型。

　　“用鞭子抽的转型和发自内心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单强同意储朝晖的观点，但他认为水到渠成和政府引导并不矛盾。从政府的角度有两种办法让大家去转型，一种办法是行政命令，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渠挖好，水到渠成，这个渠是政策之渠，政策面向所有本科院校，由学校自己来选择。

　　“转型其实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张，它在基层、在学校是有呼应的，而且几年前就已开始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介绍说，一些省级政府已制定了富有改革精神的省级规划，成为了转型的外源动力，而一些本科院校也已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已启动转型。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即是一个已开始转型的案例。作为一所独立学院，学校目前正面临着转设为民办大学的问题，这也成为了学院转型的动力源之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刘枚谈到，学院已经看到本科生在就业时是如此不接地气，从事蓝领工作技术不行，从事管理工作也不适应，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单从解决学生就业来讲，学院也有着转型的紧迫感。

　　政府之手挥向哪里

　　此次高等教育版图重构，让不少教育界人士想到1999年的高校扩招。扩招15年后，当年的一些政策又被重提。

　　“版图重构让我感到欣喜，但又有点酸溜溜。这说明我们当年的顶层设计就不科学。设想一下，如果当初我们的顶层设计就分成两个板块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回锅肉’的局面了。”俞仲文认为，需要反思当年高校扩招的政策，不要再把这次调整仅当作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功利之策和权宜之计，而必须有大格局的视野。

　　转型过程中政府该做些什么?政府的手该指挥向哪里?学者们有着一致的意见，都认为政府需要制定转型发展方案、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这一过程须考虑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避免“一刀切”。俞仲文提出，教育部内部要率先清除歧视职教的政策，支持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改革人事分配制度。他还建议，在方案中可以写入“让优秀的高职院校校长担任本科院校校长”，以加速转型。

　　但在政府是否该利用经济杠杆来撬动转型，学者们却形成了两种意见。

　　俞仲文认为，要让转型的院校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实际利益，可以考虑有一笔经费，转型高校才可以申请。查建中则希望政府利用好国家拨款这一经济杠杆，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的成本以及学校对职场和国家经济的贡献率来拨款。

　　储朝晖则有些担忧，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转型了就多给招生指标，转型了就多给项目，“在现有体制下这样办事最方便，最能够短期见效。但你多给我指标我就转，这是被动的转，而不是市场主导的，或者是自主的转。职教的病根在管理，政府老是把职业学校抱在怀里，求得照顾。因此首要的是改变这个体制，让职业学校能够自主发展，离开政府的怀抱也能够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讲其他的都没有用。”

　　余祖光比较乐观，近期他参与了几次高校设置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感受到了政府在逐步放权，工作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有着很浓的市场经济味道，这一点是我们转型的钥匙。”

　  【地方实践】

高校转型的重庆思路

　　高校发展形态大致可以分为新型、转型、定型三个重要阶段。新型是起点、转型是需求、定型是深化。其中，转型意味着高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体制、办学举措的整体转变，是地方本科高校从追求传统的、既定的“学术型”向现代的、创新的“应用型”的整体位移，是一场国家、民族需求倒逼教育领域深刻变革的客观需要。目前，新建本科高校学科专业趋同、人才培养同质化、服务区域经济能力弱、学生就业能力差等态势，导致出“一大一少”(毕业生规模大、行业企业可用之才少)的应用人才需求危机，迫使地方本科高校必须转型，重新审视新定位、新规划。

　　转型过程与评价

　　地方本科高校能否顺利转型、进而定型，关键是制定一个好的转型方案，并构建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来评价与审视方案的优劣。重庆有6所高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应用技术大学战略研究试点高校，占教育部试点高校总数的近1/6,占重庆新建本科高校的1/2。我们首先制定了转型方案评审指标体系，以评审为抓手促进科学转型。评审指标包括：一级指标3项，即方案制定过程、方案主要内容和工作保障;二级指标14项，即：转型发展调研论证、程序审核、学校章程、办学定位、办学结构、专业特色、产教融合、教师队伍、实验实训、教学教法、教材建设、组织领导、经费保障、舆论宣传等。满分100，规定70分以上为通过，60—70分为暂缓，60分以下为不通过。在此基础上，我们聘请教育部知名专家、市级部门主管领导、相关行业企业负责人等组成专家组，对6所试点高校的转型发展方案进行了逐一评审。通过考核，有4所试点高校转型方案通过、2所暂缓通过。这对试点高校是一次检验，对观望的其他本科高校也是一次振动，防止盲目性、防止滥竽充数。

　　转型与制度设计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地方高校转型起步晚、法制化建设滞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规定笼统而不系统，甚至无法可依，政府的引领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地位、作用没得到很好的保障，政府、行业企业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因此，必须加快制订《应用技术型大学条例》，明确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地位、作用、管理、办学方向和运行机制等重大事宜;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内容。从“四大载体”，即学校、教师、学生、课程出发，建设一套法规体系，包括应用技术型大学布局、规划、资产、人事、准入退出、教师注册、教师待遇、教师引进、学籍注册、学生资助、课程建设、教材编写等内容。

　　转型与激励

　　促进高校转型关键在于落实好高校办学自主权，把《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的七项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落到行动中。处理好办学自主、监督管理、评价激励的关系。特别是应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发挥好“五个调控激励作用”。一是分类拨款调控。经费向应用技术型高校倾斜，探索新的拨款机制和标准。二是专业设置调控。增加应用技术型专业的数量和比例。三是招生计划调控。招生指标向应用技术型高校和紧缺、急需人才的专业倾斜。四是就业目标考核调控。对专业对口就业率低、排名靠后的专业，采取限期整改甚至停办等措施。五是院校设置调控。凡是要更名为“大学”的高校，或新设本科高校，必须是应用技术型学校。

　　转型与利益攸关方

　　推进地方高校转型，实施产教融合式发展战略，重点在于做好“六个纳入”，即：把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划纳入产业转型升级总体规划;把技术开发与服务纳入行业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把实践教学设备和设施建设纳入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基本建设体系;把“双师型”教师队伍培育纳入行业企业“能工巧匠”培训体系;把师生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把毕业生就业创业纳入行业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经过近一年的思考，重庆市于4月11日成立了“重庆市属高校转型发展联盟”，制定了联盟章程，明确了性质、目标、任务和责任，联盟整合相关资源优势，为高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有关团体等利益攸关方搭建一个交流协作的平台，实现应用技术技能人才“供与需”的无缝对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等教育系统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系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为高校统筹管理和分类指导的必然选择、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规律理性回归的必然选择。(作者系重庆市教委副主任　牟延林)

    【职苑评说】

审时度势：转型优于守成

　　近年来，由于一直重视应用技术实践和操作，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日益成为适销对路的香饽饽。其就业率已经成功超越了除985高校以外的所有普通高校。与此同时，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却是一年甚于一年。就业成为困扰和制约这类高校发展的瓶颈。

　　2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特别强调“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笔者以为，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特别是工科专业较强的高校和新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需要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力争尽早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从未来的趋势看，国家将会逐步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向更高水平迈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向被低看为“末等教育”的职业技术教育将会很快走出严冬，迎来阳光灿烂、百花争艳的春天。

　　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处于全面下风。无论是办学水平、师资力量、教学和科研实力、招生就业还是知名度、吸引力、号召力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低于985、211名校，强弱分野十分突出。而且这种“马太效应”将会愈来愈明显和放大。可以说，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如果依然在这一领域中谋求发展，所面临的困难非但不会减小，反而逐步增加。如果能够转型为职业技术教育，反而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办学成果。

　　一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基础厚实。它们的办学历史长，许多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办学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有着长期的文化积淀和经验积累。丰富的经验、雄厚的文化积淀以及良好的区域性影响为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师资力量为转型提供强力支撑。虽然处于普通本科教育之末端，但其“本科头衔”吸引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师资。无论是资历较深的老教授、还是来自名校的年轻博士，基于其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转型后通过一段时期的专业实践，一定能够较快地成为“双师型”专业人才，成为应用技术大学所需要的“高级教练”。

　　三是夹缝中的发展受到掣肘，转型优于守成。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有较强的理论基础，这种优势中也潜伏着劣势。由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名校轨道，以北大、清华作为办学目标和追求，因此偏重理论，轻实践，造成专业实践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普遍不足。学校的这种厚彼薄此自然大大影响了学生，导致学生专业实践处于无组织、无纪律、无目的的自发状态，“践而不实”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企业也不太配合。如果能够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在扎实的理论训练基础上，能够如职业技术院校一样，长期同企业紧密合作，与生产第一线无缝对接，学生的专业实践和动手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到那时，学生就业便不再是学校的老大难。

　　四是尽早转型能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长期以来，普通教育一直高高在上、独享尊荣，傲慢地俯瞰着“等而下之”的职业教育。因此，当下许多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并不愿意“降格”为应用技术大学。如果某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能够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率先为国家或地方教育大政破冰，必将获得教育主管部门和政府大力支持，尤其是在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方面受益良多。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与其在车流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跟随名校这类宝马、奔驰悠悠慢行，不如另辟蹊径，走一条能够更好发挥自身办学专长的新路。如果等到一些职业技术院校也可以举办本科甚至重点本科，而且享受与普通本科高校并轨招生待遇时，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仅有的招生优先权都将丧失。届时，更容易陷于“布里丹毛驴困境”。(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胡解旺)

　  【短言微议】

高校转型网友谈

　　@欧阳河：什么叫地方高校，属于地方办的还是隶属地方管的?什么是中央高校?地方高校中也有211甚至985高校，部委院校中也有非211、985院校，中央的高校都不需要转型?高校转型到底是按地域划分，还是按类型划分，或是按隶属关系划分?

　　@成都冯川：主张大学转向职业教育的人，其依据无非是：一些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工作又没人去干。问题是：这些没人干的工作，是人不愿意干呢，还是不会干?如果是没能力干不了，有针对性地办些职业院校当然不错;如果是不愿干，办这样的职业院校招得到学生吗?

　　@老冯说：(转型)早该如此。如今的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知道学什么，却不知道做什么。大学教育的大众化，就是要培养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以自己的专业特长，立足岗位，服务社会。

　　@鲁储生：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需要解决，若无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配套来解决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问题，单纯的本科教育改革效果恐怕有限。

　　@于东平：把一半的本科高校转为职教，这是正确的，只是动作晚了点。但这不是改革，而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600多所高校基本上是当初盲目扩张，通过专升本、大学二级学院、大学成人部和培训部升格而来，实践证明，都是政策性失误。

　　会上，有关专家就构建我国现代职教体系的基本政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基本思路等作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围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形式与产权制度改革、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实践探索等进行交流研讨。年底之前，研究会还将启动“职业院校办学模式论文征集”、组织相关交流培训班等活动。

　　据悉，研究会由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学院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其“‘产教融合’的校企一体办学模式”被确定为全国7种集团化办学模式之首，获得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今年2月下旬，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高校转型”。不难看出，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区域发展，因此，也伴随着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提升。这次的转型措施对于缓解当前“普通大学生相对过剩”与“职技人才严重缺乏”的反差格局有着积极作用。此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加强职业教育是提升农民工尤其是农二代的技能，促进他们融入城镇生活的重要途径。然而，转型过程存在诸多障碍，因此，如何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真正确立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是改革的关键。

　　职业型人才短缺

　　“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念职高，但进入职高学习护理知识后发现，能够掌握一门技能相对好找工作。”来自湖北省谷城县某村的小唐因未能考上心仪的高中，而选择在县里的职业高中学习医护知识，目前小唐被学校分配到县某医院实习，如果表现良好可以留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职业教育能够帮助孩子掌握专业技能，但是，目前职业教育在中国仍然是家长和学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即便在农村，多数家长也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跃出“农门”。

　　然而，考上高中、大学就等于拿到通向光明前途的通行证了吗？目前，“就业难”和“技工荒”的尴尬局面并存。数据显示，2013年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699万，就业率仅为77.4%，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更是突破727万，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老家的一些朋友初中毕业就选择外出打工，他们自身没有掌握技能，即便找到工作，工资待遇也不好；也有一些继续念高中的朋友，他们时常抱怨在学校只学到了数理化知识，担心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听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也不容易。”小唐告诉记者，现在看来，职业高中是不错的选择。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人群，农民工及其子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6亿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这样的务工人员只能选择“候鸟式”的就业，融入城市并不容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大量新一代农民工初中尚未毕业就来到城市工作，由于他们在老家接受到的仅仅是初级的知识型教育，又未接受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他们来到城市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实际上，职业技能培训对我国制造业水平和服务业质量的提升有很大作用。但是目前，一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社会上具备这类技能的人才又不多。

　　中国人才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存在一些挂着“大学”牌子但实际上达不到大学教育质量的学校，这种情况已经被人们所诟病。所以，这样的高等院校转型更加符合实际要求。

　　职业教育促进农二代融入城市

　　“随着目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确实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他们的理论水平、学术水平不一定很高，但是一定要具有实干精神，能够解决问题。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人才层次和经济结构能够相对应。”王通讯表示，技能培训的种类非常多，比如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公路铁路修建、工厂建设、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技术能手，这些领域固然需要有一些领头的专家，但大量需要的还是在一线、基层实干的人才。一批学校向职业教育转型，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融入到城镇化建设中。

　　郑风田认为，在我国，从事制造业的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子女，城里的孩子很少，如果农民工的技能不提升，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就得不到提升。所以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不仅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而且对提高国家在世界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郑风田补充道，近年来，国家每年都拿出几百亿元资金投入到农民工职业培训上。但是，目前真正有价值的培训并不多。“要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大力发展职业院校至关重要，对学生来说，系统地学几年技能比简单地接受十几天的培训达到的效果肯定要好很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如果这次的转型措施仅仅在政府内部转来转去，不会有很大作用。政府要将职业教育解放出来，只有将它与产业、市场结合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发挥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中心，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要把教育当成民族的传统，农民需要什么就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与课程，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应建立多层次职教体系

　　这600所院校到底该如何转型，目前国家还没有公布明确的文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对如何转型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王通讯表示，这次的转型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部分学校而言，从大学变为职业学校，降低了档次，思想认识方面可能一时转不过来。这就需要转换思考方式，要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学校应该抓紧时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人们看到，现在一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校还要维持大学的名字，这就失去了实际意义。现在不少学校也遇到了招生危机，不如抓紧转型，更加符合实际。

　　“现在社会的实际需求是很明确的。比如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虽然各种人才都需要，但是技能岗位的人才需求更大。对于政府和学校而言，要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就业观，同时要广开就业渠道，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找到工作岗位。青年人要学会正确认识自己，面向社会需求去寻找自己的"契合点"。既要树立远大理想，也要强调脚踏实地。”王通讯建议。

　　郑风田建议，首先，应当建立多层次职业类院校划分体系，提供多层次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让技术类院校也能像学术型院校一样，分为不同等级；打通从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上升通道。“这样让学生有一个慢慢提升技能等级的台阶，不同等级所能找到的工作也有差异，这样学生会更有动力学习职业技能。这样的转型才是有价值的。”

　　此外，郑风田认为，由于许多升格的专科、本科，教学培养导向更偏向知识型，并没有太多技术背景，现在转向技能型，师资力量未必能达到要求。基于此，他建议，转型的院校一方面应当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引入国外优秀职业教育教师，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国内企业聘请有经验的高级技能人员，充实师资力量。

 张精（左）及其模特 

        张精认为，形象设计这个行业的前景很好，自己会继续在这条路走下去。当老师是一方面，未来，她计划创业并开一家专门做形象设计的店。开店不仅需要积累专业经验，更需要管理方面的知识，职校的学习生涯让张精意识到学历的重要，她希望有机会考本科，学习商业管理。

    本报讯（张玉甫 记者韩俊杰）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教育集团日前在河南省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该教育集团以煤炭行业高职、中职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为主体，78家成员单位“抱团”共探煤炭产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路子。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任文杰说，煤炭行业的人才需求常随行业周期调整出现大起大落，出现毕业生就业难和煤企招人难的矛盾。

        对此，中国煤炭教育协会会长邱江表示，集团化办学是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性探索，是我国教育制度的革新与创新。多年来，煤炭职业教育按照“变招工为招生”的思路，为煤炭行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术人才。但是，当前，我国的煤炭职业教育仍不能满足当前煤炭行业转型与发展的要求。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教育集团的成立，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成员单位的优势，让企业需求成为办学的“指南针”。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淮南矿业集团及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等企业、院校表示，将通过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教育集团这个大平台，打破区域、单位限制，加大校企之间、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走出“就职教论职教”的小圈子，实现资源与信息的整合、融通与共享，推进行业、企业、院校之间的合作共赢与发展。

CFP供图 

  　不要分两股流，而是百舸争流，让每一个学校都是一股流，

　　从市场角度来讲是分层满足市场需求　

　　教育部近日明确改革方向：国家普通高校中将有一半面临转型，这意味着600多所高校将转向职业教育。

　　“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他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2014年伊始，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职业教育就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李克强在会上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

　　会上确定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五大任务措施，包括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等等。

　　新政策推动下，职业教育的春天是否来了？技能型高考模式是否会给高职院校撕掉“次等教育”标签的机会？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也属于蓝领阶层，但学生能在学校学到硬本领，毕业后的收入不比白领阶层低，自然就有人愿意上职高，不会出现和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比例失调的情况。”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职业教育的前两次春天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50年，职业教育曾经有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8年。

　　在1965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专、技校、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学校，加起来达到6万多所，在校生499.5万，当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已经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53％。

　　“文革”十年，职业教育受到了很大破坏，技工学校、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学校绝大部分停办。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教育事业的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批转各地试行《关于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报告》，原有的技工学校得到恢复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一下子开了很多宾馆，需要招收大量服务员，但招收的服务员没有专业技能，宾馆又拿不到分配的名额和指标，于是就自己办起职业高中，这些人不在计划内。后来这种类型的职业高中迅速发展，到1985年数量就很庞大了，中职和高职也是在1985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那个时候，是新中国历史上职教的第二个春天。”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文件指出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储朝晖说，“就是上述硬性指标要求，使得后来的两类高中报考的发展状况形成相互交替的曲线发展，很多学生并不想上职业学校，但政策要求各个地方要保证职业教育的百分比，这里面有不少问题。到1999年高校扩招，职业教育就开始整体滑落。大家都想上大学，即便降低职业类学校的分数，效果也不好。”

　　让学校自己在市场上找活路

　　虽然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后，我国职业教育宣布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投资体制，但实际操作中，政府依然是主导力量。

　　2002、2004、2005三年，由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批准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两个职业教育专门决定。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除战略重视外，在财政上的支持力度并不为业内人士认可。

　　我国教育投资分财政性和非财政性两大部分，财政性教育投资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多少可以直接反映政府对某类教育事业的支持程度，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又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通过对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分析，可以了解我国职业教育财政投资状况。

　　2000~2004年，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总额由2085.68亿元逐年上升至4027.8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7.88％，但中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教育经费在2000年是172.79亿元，2004年为247.8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44%。

　　另一个导致经济问题的因素是职校扩招。中等职业学校2000年招生408．3万人，至2005年招生已扩大到656万人，在校生突破1600万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均创历史新高；高等职业学校2004年的在校生已达到595万人，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44．7％。当时，相对缓慢增长的财政性经费不能满足规模职业教育扩张的要求。

　　此外，教师的质量是决定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但职业学校不仅要有好的教师，还要有好的设备，学校经常性开支特别注重教学设施、实训基地的投入，在造成一定浪费资源的同时，由于教师方面投入的问题更导致办学质量较普通高校相差甚远。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对职业学校的重视方式有些不对。一直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不让他在地上自己摸爬滚打，慢慢使他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储朝晖说。

　　时至今日，政府对职业教育包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现象依然存在。就高等职业学校而言，部分学校由行业管理，部分学校由中央、省、中心城市政府管理；而中等职业学校里，职业高中因由普通中学改建而来，仍由教育局管理，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由行业或企业管理。在这种“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导致职校管理出现了诸多越位、缺位的问题。

　　“要想借当下的时机把职业教育做好，政府就要放权，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基本规则，让学校自主发挥，自己在市场上找活路，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储朝晖说。

　　复制德国“双元制”模式是否可行

　　鲁昕在3月22日的讲话中，针对灵活办学体制的具体流程是这样表述的：“首先要对这类学校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结构和分配机制都发生变化。学校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这个体系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通过。”

　  鲁昕同时透露,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鲁昕表示，这就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

　  “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联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鲁昕说。

　  马陆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现在说的发展应用技术类大学，实际上就是参照国外应用科学大学的模式。”

　  职教发展中举世闻名的就是德国“双元制”。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介绍，上世纪80年代，德国人曾向中国推销过“双元制”教育，我国当时也很欢迎，但那时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够，对技术工人需求有限，最后职业教育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普及开来。如今，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使得借鉴“双元制”的呼声再次响起。

　  “‘双元制’教育最典型的形式是学校与企业签订协议，学生一周有2~3天在学校上文化理论课，其余时间到企业接受训练，文化理论课的内容与企业训练挂钩，针对性很强。也有跨企业的培训中心，学生在那里可以接受系统全面的实际训练。在德国，联邦政府法律规定企业的员工数如果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必须拿出一定资源，提供车间和师傅，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培训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是在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我们应该完善职业教育法，也要以法律形式让企业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参与进来。”陈洪捷说。

　　陈洪捷建议，“中小企业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双元制’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的情况也是中小企业很多，但它们一般没有足够的能力培训人才。我们可以首先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双元制’，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等途径，鼓励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慢慢发动中小企业参与。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而马陆亭认为在中国复制德国的“双元制”会遇到困难。“在德国，有上千年历史的行会组织权力很大，而他们的工业化行业体系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所以德国行业有能力保障‘双元制’的实施，但来中国会水土不服，我们行业的力量没那么大，起不了关键作用。”

　　建立畅通的“立交桥”

　　马陆亭建议学习德国高等专业学院和瑞士的应用科学大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职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博士都是衔接的。

　　在德国教育的学制图中，1~4年级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形式多样，各州不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是，经过两年定向阶段(独立于或在各类中学之中)，学生要分流到三类中学：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普通中学(5~9年级)的毕业生通过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实科中学(5~10年级)毕业生通过高级专科学校等全日制职业教育的培训，成为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文理中学(第一阶段5~10年级，第二阶段11~13年级)毕业生具备进入高等学校的当然资格。各类学校之间的“立交桥”也是相通的。

　　德国的高等专业学院是职业应用性高等学校，注重培养实际应用型人才。高等专业学院与企业界有更紧密的关系，其教授除学术资格外一般还需要至少5年的非学校实际工作经验。

　　“老师就是企业做技术工作的职工，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德国为什么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因为德国很讲究实体经济，它的实体经济与庞大的教育队伍分不开。从中职、高职到大学，合力支撑着整个德国的制造业体系。”马陆亭说。

　　瑞士的职业教育有更浓厚的传统特点。据马陆亭介绍，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实行分流，其中70%左右的学生选择上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一直保持着“双元制”的基本模式，且在企业师傅带徒弟的环节占据2/3以上的时间，有力保证了教育的实用和有效性。

　　“如果职校生有更高的追求怎么办？瑞士的做法是，在职业教育基本联邦证书之上，再增设高级联邦证书，并架构与应用科学大学之间的通道。”马陆亭说。

　　学生过早分流在我国一直存在争议，那是因为我国的教育体系一直以高考这座“独木桥”为成功路径的主要评价标准，而德、瑞等国家早就建设了“立交桥”，让早期选择“错了”的人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和出口。

　　在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中回流教育的比例很高，高等学校一般都接受大量回流教育的学生。回流教育学生一般是早期的高职、专科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来读专科和大学，有些还在大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如国立台南师范学院，正规生3000多人，进修生2000多人，学校40%的经费来自自筹。当然，名牌普通大学比例没有这么高。

　　担心分类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职业教育地位

　　对于高招分类的新政策，也有一些高职院校表示担心：如此“泾渭分明”的“分割”，可能会进一步弱化职业教育的地位。广东职业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劳汉生说，此次改革的核心词是分类招考、注册入学，让人感觉有点歧视高职的思想。高职首先是高等性，其次才是职业性，分开两者从长远发展看或将有损高职的地位。

　　“将高校分成两股流：职业技能型和普通高等院校，从原理上看，是符合职业和市场需求多样化原理的，但是从过去历年情况来看，这种分法的可操作性还存在一些问题。实际上，应该把招生的自主权还给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是一股流，这个学校在社会当中的定位是什么样的，自主会形成影响力。现在将它强制定位，即使在一个学校，不同专业有的是职业类，有的是学术类，甚至一个专业不同方向也可能属于两种类型，怎么切？硬分会导致学校出现混乱。”储朝晖说，“两年前就讲过分类高考的提法，但各个高校的反应就是怕被分到职业教育那一块，学生家长也不愿意分。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分两股流，而是百舸争流，让每一个学校都是一股流，从市场角度来讲是分层满足市场需求。”

　　教育学者熊丙奇也撰文表示，应该实行学校自主招生，他认为分类高考未必就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甚至可能进一步降低职业教育的地位。

　　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院校应该向自主招生的趋势发展，这个自主招生不同于2009年广东等地试点的自主招生，而是彻底的完全的自主招生，目的是实现学校和学生双向自主选择。

　　“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实行的总分制不太科学。台湾的办法是，学生把自己的材料都报到网上，自己填志愿学校，一般是可以选50个学校，每个学校可以选5~6个专业，不分批次，这样学校之间才平等，学校收到这些材料后从中挑学生，预分派，就是预录取，在网上公布后，学生知道自己被多少个学校预录取了，这时候学生在这些学校中再选择并确认，确认后就等于跟学校签了协议，没确认的自然就空出来了，别人就可以选，这就是双向自主招生。”储朝晖介绍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出席并致辞。王晓初指出，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发展和青年技能开发工作，坚持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创新中国特色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走上技能成才之路，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放飞青春、铸就辉煌。王晓初希望大家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使这届夏令营成为青年人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成为青年朋友展示和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窗口。

        据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开营式。

劳模进职校 授业更传道

　　“您在工作岗位上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困难的？”

　　“我们怎么才能成为像您一样的高手？”

　　5月23日上午，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礼堂里，学生们争相向3位全国劳模发问。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讲话精神，推进职业院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举办的“劳模进职校”首场报告会在这里举行。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素丽服务热线”负责人李素丽、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二分公司电客司机张晓雨、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魏俊强以亲身经历，向来自北京职业院校的300余名师生深情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从业心得，并现场与学生进行问答互动。

　　前不久，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劳模进职校”活动的通知》，邀请部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走进职业院校，聘请其担任校外德育辅导员，通过作先进事迹报告、座谈交流等形式，发挥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拓展职业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

　　报告会上，李素丽传递给学生的是对岗位、对他人的无私热情和对学习的不懈追求，张晓雨则以自己保持安全行车80多万公里的点点滴滴，说明责任的重要。而刻苦钻研技术的魏俊强以亲身经历告诉学生：“开始，我的工作岗位和我个人的目标并不一致，但是我调整自己的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想，不管什么岗位，只要认真去做了，把一个目标做到头，一定能创造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劳模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今后也要像他们一样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学生王博聪说。

 ———全国政协“深化产教融合，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特邀常委视察团视察综述

    十里东湖水蔚蓝，珞珈红日远山含。五月的荆楚大地，花红柳绿，生机盎然。

　　5月13日至17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为团长的全国政协“深化产教融合，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特邀常委视察团在湖北进行了视察。5天时间里，视察团深入武汉、黄冈两地的多所职业院校实地视察，与校企负责人和师生座谈交流，并听取国家有关部门和湖北省的情况介绍，边看边听，边问边议，了解了真实情况，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对湖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有了深切的感受，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使职业教育能够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发展，努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战略部署。最近国务院将专门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2020年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全国政协长期以来也对职业教育发展给予关注，今年6月将召开一次专题协商会，围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建言献策，本次视察就是为这个会议作准备的一次重要履职活动。

　　湖北是人力资源大省，科学教育资源丰富，职业教育特色鲜明，特别是近年湖北着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探索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有益做法，5天行程下来，视察团成员感到“有很好的收获，达到了预期目的。”

　　困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很多，这次视察所选择的产教融合这个点是关键所在，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脉之门。在打通这个“命脉”的过程中，湖北有什么好的经验？委员们有哪些思考？视察团给出了答案。

　　湖北经验：组集团建品牌强实训育名师

　　“以船为伴、与船同行、兴船强校”，一走进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醒目的大标语就映入眼帘。作为新中国创建的首批国防军工院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该院已经成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是湖北省2012年组建的“湖北省焊接职教集团”的核心单位，也是“湖北省船舶职教品牌”的建设单位。

　　视察团了解到，湖北省2012年出台《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按照“资源共享、平等合作、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以专业为纽带，由重点高职院校牵头，其他高职、中职学校、企业、行业组织参加组建职教集团，截至2013年底，湖北全省已经组建各类职教集团31个，由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湖北省焊接职教集团就是其中之一。视察团认为，这种模式使校企合作由传统的“点对点”服务向“面对面”服务转型，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服务行业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记者在随团采访中了解到，类似于武汉船舶技术学院所立项建设的“湖北船舶制造”职教品牌，在湖北还有6个，比如装备制造、建筑工程等。据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介绍，近年来，湖北围绕当地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以省级职业教育集团为载体，通过部门、企业联动，整合重点职业院校、重点行业企业资源，努力建成十个左右在省内领先、全国一流的职业教育品牌。目前已立项建设6个。

　　12个“校中厂”式实习实训基地、16个“厂中校”式实习实训基地、651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这是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在校企合作方面亮眼的成绩单；企业每年接受200名左右的专任教师挂职、常年聘请650名左右企业能手作为兼职教师、聘请26名行业企业专家为“楚天技能名师”，这是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光荣榜。类似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和楚天技能名师两项工作做得不错的湖北高职院校还有很多。“截至2013年，我们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共建国家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78个，省级114个，校内实训基地3192个，校外7177个”，这些数字，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金元如数家珍：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全省职校设立楚天技能名师岗位，每个岗位每年补助2万元。鼓励支持职业院校面向相关行业企业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开招聘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促进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截至2013年，我们已从企业招聘楚天技能名师1050名。视察团认为，湖北省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做法，体现了地方特色，促进了合作双方的紧密结合，互利共赢。

　　视察团的建议：着眼长远突出改革注重质量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这是企业的反映；“校企合作，学校热、企业冷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这是学校的心声。看似矛盾的观点却道出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双方的契合点到底在哪里？推进这项工作，应该做些什么？视察团给出的意见是：推进产业融合和校企合作，要着眼全局和长远，把握我国经济特别是产业升级的大势；要突出改革和创新，增强各方面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要注重质量和效益，切实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

　　视察团认为，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要把握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深化产教融合的新要求，既要立足和服务当前所需，也要注意把握经济和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纳入科教兴国战略统筹谋划部署，全面提升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要坚持这个原则。视察团建议探索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的办学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经费投入、实训基地、教学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叠加和溢出效应。要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实训基地、师资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要探索以董事会、理事会等形式共建共管高职院校，加强对校企合作的监督和引导。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校企合作双方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

　　职业教育具有大众化、民生性等属性，视察团认为，越是这样越需要在促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更加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为此建议，高职院校要注重思想素质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针对高职院校学生今后主要在生产服务管理一线工作的特点，重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重视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要加快特色学科建设，进一步明确高职院校的定位，找准人才培养、社会需求的特定领域，形成各自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发挥职业教育引领行业发展的作用。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努力提升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机制，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教学规范化水平和职教工作效率。

        笔者立即在学生中进行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深受这两个“迷惘”困扰的高职大学生，大约占二到三成。看似比例不算太大，但是如果仅仅按照每校万人规模计算，一所高职大约就会有两三千人处于“迷惘混沌”的灰度空间。身负这两个“迷惘”会导致学生学习不好，精神不佳，颓废低迷，甚至可能还会引发别的不良行为来。

        “迷惘”二字，事出多因。从学生自身看，这部分学生自控力不甚强，人生态度不够积极，学习兴趣不浓，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清，学习不努力，学习效果不好，于是便对学业和未来产生迷惘之感。从老师角度看，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据一个学生反映，某位老师上课时公然对同学们说：其实，大学里学这个、那个都没用，将来混社会都得靠关系，都得“拼爹”“拼妈”，等等。虽然这个“奇葩”老师仅是个案，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那么一两个这样的老师，就会让学校全体老师斯文扫地，使得其他老师苦心经营的正面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顷刻坍塌，化为乌有。

        除此以外，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难逃干系。不可否认的现象是，学校大规模扩招，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教师数量严重短缺倒逼着现在的高职学校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严格执行助教制度，年轻老师特别是新入职老师，刚一进校只能跟着老教师做助教，经年之后才能独立授课。现在，老师一进校门还没有搞清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怎么回事，每学期200多个课时、至少4门课程的任务就像泰山压顶一样“扑面而来”，落在肩上。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已经让老师累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一些小专业深受高职课程设置市场需求导向性和灵活性影响，对很多教师来说，很多课程可能在大学、研究生阶段都没有接触过，他们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去钻研。这本身已经很为难他们了，让他们再花很多时间去引导学生进行育人恐怕就是很不现实了。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教师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巨大。当下社会中，诸多不良现象已经让不少学生迷失方向、目标和信心，如果我们老师只教书、不育人，不去引导学生，给他们正能量，那么老师就成了教书匠，而不成其为“师”。更有甚者，如果老师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尽说一些消极悲观不负责任的谬论，那真是会误人子弟。这是学校教风的最大问题，是教师功能缺失的最大悲哀。

        教育理论指出，教育效果受制于学生、教师和育人环境三要素。作为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要办成面向人人的教育，必须三要素齐动，为学生解惑指点迷津。比如，对于第一个“迷惘”，职教老师就要从课堂、实训室里“跳”出来，站在学生未来就业岗位和行业企业产业发展前沿，使得同学们了解为何学、怎么学。对于第二个“迷惘”，老师则要站在学生职业发展、幸福人生的高度，施与正能量，切实帮助学生作好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辅导，让学生明晰目标追求何在、该如何努力，从而切实帮助高职学生走出 “迷惘”的灰度空间，走向明媚的晴空。

　　不同学校培养的同专业学生质量不一样，相互评价体系也不一，一直是各中职教育者头疼的问题。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郭正良和长沙财经学校校长肖建军均表示，教育部出台专业教学标准将有效解决这些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