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下午,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模特表演赛项北京选拔赛在798正式开幕,现场出席的有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东城区政府、东城区教委等部门的领导以及50余所职业学校、近30家中等职业学校的赛委会委员。
据介绍,此次北京市技能大赛模特表演项目比赛经过一个月的选拔比赛,最终参与角逐的有服装模特表演项目19名选手、平面模特展示项目26名选手。大赛选拔从选手的基本体态、T台技巧、风格化演绎、产品展示、镜前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最终将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4名,其中位居两个分赛项前两名的选手将参加6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李华 绘
虽然说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学者都知道我国的职业教育包含着技术教育,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就是普通劳动者或生产一线技能型人才。二者话语体系存在着不一致,必然在现实中产生混乱,因此有必要还原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把“职业教育”还原为“职业技术教育”。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成为近一段时期的社会热点话题。讨论中,不少人提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低,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教育,老百姓认可吗?转型院校师生认可吗?事实上,正如温家宝同志2005年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说的职业教育是个统称,它既包括技术教育也包括技术培训,既包括职业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
虽然说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学者都知道我国的职业教育包含着技术教育,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就是普通劳动者或生产一线技能型人才。二者话语体系存在着不一致,必然在现实中产生混乱,因此有必要还原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把“职业教育”还原为“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曾称职业技术教育
解放前,我国职业教育最初被称为实业教育,后改称职业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盘学习苏联,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注重技术教育”,因此职业学校改称为中等技术学校。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战略决策,并指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也采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叫法。
199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中,对究竟叫“职业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广泛争论。由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发展“职业教育”,因此法律文本采用了“职业教育”。当时由于我国教育结构尤其是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发展重点是中等职业教育,因此当时提“职业教育”也是符合客观实际。
从1999年开始,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通过“三改一补”发展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把“技术教育”作为高职的重要内容,并要求高职院校统一称为“××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
如今地方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校,成为本科阶段职业教育。本来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冠以本科阶段“职业教育”而让百姓产生了误解。如果把“职业教育”改为“职业技术教育”或“技术与职业教育”就会名正言顺,本科阶段接受技术教育,老百姓的认可度会大不一样。
教育类型应服务于人才类型
从社会学的角度,人们把社会职业分为一般性职业和专业,专业也称专业性职业或专门化职业。专业性职业是指这类职业的从业者要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拥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典型的专业性职业如医生或律师。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高等教育分5A(理论学术型)和5B(实用技术型) 两大系列。5A又分为5A-1和5A-2,5A-1培养的是从事理论研究人员,5A-2培养的是律师、教师、工程师等。据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将高等教育分为三类,即综合性研究型(按学科分类)、专业性应用型(按专业分类)、职业性技能型(按职业分类)。专业院校主要教授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包括管理能力、服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技术类高校。德国把应用科技大学看作是“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而不是带有某些理论的职业教育”,很明显,是把应用科技大学看作5A-2,而不是5B的职业教育。
学者们通常把人才类型分为科学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四种,职业教育对应的是技能型人才培养。我国高职院校最初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技术型人才,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层面有所下降,另外技术型人才范围也太过宽泛,因此就把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高技能人才。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培养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科的交叉越来越普遍,尤其是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职业岗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复杂化和综合化,人才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并形成了人才链条,人才类型可以分为技能型、技术技能型、技能技术型、技术型、工程技术型、技术工程型、工程型、科学工程型、工程科学型、科学型等。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更多的是技术技能型和技能技术型人才。人才类型是一个链条,表明通过后天的工作实践和学习,人才类型是可以上升的,技能型人才通过学习可以转化成技术技能型人才甚至技能技术型人才或技术型人才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很明显,本科阶段要大力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
可见,无论是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经验,还是从我国发展应用技术类高校的需要,用职业教育去涵盖比较多的人才类型都是不科学的,必须按人才类型来构建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名称应与国际接轨
要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要按世界水准来规范职业教育的称谓。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第十八届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技术和职业教育”成为对这一类教育世界公认的称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一书,书中第9条规定:“职业教育,通常在第二级教育高端(高中阶段)进行,包括普通文化教育,为择定职业所需技能而进行的实践训练,以及相关理论。”第8条:“技术教育,这种教育在第二级教育高端和第三级教育低端时培养中级人才(技术员,中级管理人员等);在大学水平时培养高级管理岗位的工程师和技术师。技术教育包括普通文化教育,理论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学科学习,以及相关技能训练。”
由于国际上的职业教育就是狭义的职业教育,而我们谈论的职业教育则包含了技术教育,因此,“职业教育”这一术语也引起了国际交流的不便。欧洲国家建立的应用科技大学,许多国家并不把它看作是职业教育,而我们则把应用技术类高校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阶段的教育。
倡导技术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是技术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就需要高等教育以实践为导向,办学直接面向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企业界、职业界建立紧密联系,强调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和开发创新能力,解决生产和生活实际中的具体问题,完成新的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引进、优化和监控新方法、新工艺的使用等。最近教育领域把过去的技能型人才提升为技术技能型人才,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产业转型升级,技能型人才也要强调技术,凸显了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也有一些学者从人才类型的角度,认为我国急需技术师这一层次的人才。
在过去30年中,我国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利用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和普通技能,通过发展简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当前,我国进入到一个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新阶段,要求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和技术技能水平,如果仍然固守“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而且严重扰乱人们的判断。我们不能为了固守一个概念,而影响整个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教所教授)
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质就是“面向职场需求”的专业教育,因为要满足三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即学生求职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建设需求,这三个需求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职场的需求。
全世界面向职场的各种专业教育中,医学专业教育是做得最好的。无论医学专业的中高职或者本科及研究生以上,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都非常明确具体;人才所需的素质、能力、知识和技能都是由职场的工作岗位需要来决定;专业教育有学科的必要支持,但一定以医务专业人才的岗位职业性为主导。在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生除了基础课主要在校内完成外,专业课几乎全部在实习医院各科室完成。在实习医院,学生面对的工作是真刀真枪的治病救人,是完全真实的职场环境。专业课的教师就是医院的医生。
学生在这样的职场环境中熏陶、实践、学习,成长为专业人才,毕业后还要经过很长的“住院医生”训练才能独立行医。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专业教育作出了榜样和示范。美国卡内基基金会8年前曾经就美国工程师、律师、医师、护理师和牧师的培养为典型做了深入全面的调查,找出专业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其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之一对比了医学专业教育和工程专业教育。最后的结论是工程教育应当向医学教育学习看齐,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回归工程”职场,为未来培养合格工程师。由此看来,医学专业教育是成功的、典型的现代职业教育。
国际著名的合作教育模式(Cooperative Education)已在全世界发展了100多年。这是典型的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它在40多个国家1500多所大学实施。合作教育是“工学交替”的教育模式,很像中国1950~1960年代昙花一现的“半工半读”教育。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从1957年建校开始就以合作教育作为本科专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现在已坚持了57年,成为世界产学合作教育的旗帜。该校1万名本科生从大一开始每4个月在学校和产业之间切换,交替学习或带薪顶岗工作;该校与全球3500个企业合作;学生在毕业前已具有6次4个月的企业工作经历,从企业最基层的办事员做起,直到工程师工作。所以,他们是专业教育与产业需求无缝连接,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非常高,得到微软公司及其董事长比尔·盖茨的高度评价。滑铁卢大学是国际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曾被某一排行榜列为世界排名前100所大学。“合作教育”就是面向职场本科专业教育的一种成功模式,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成功典范。
过去10年,在国家政策、资源的支持下,中国开展了37所示范软件工程学院(下称“示范软件”)和109所示范高职院校(下称“示范高职”)专业教育改革的示范工作。“示范软件”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以软件工程专业为例的示范工程,所有示范学院都建在以清华、北大为首的研究型大学,其培养目标是面向软件产业职场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软件工程师;“示范高职”则是在高等专科层次、包括所有专业在内的示范工程,其培养目标是面向职场需求的技师技术员和各行各业的中等专业人才。这两种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目标是职场上不同层次人才,其岗位职责、所需要的能力素质知识技能也不同,所对应的专业教育在生源、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方法、教学过程、师资、教学资源诸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点: 面向职场未来的人才需求;理论联系实际的教与学;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职业性与专业性的统一;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体制。毕业生可与职场无缝连接,就业率/就业质量高,满足产业的人才需求。他们的成功可以向从中职到博士生专业教育的所有层次示范,向理工农医商法教管等所有专业进行示范。这两个示范工程也都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典型。
国内外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的成功例子都说明,求职导向、面向职场需求、产学合作、工学交替等模式并不意味着只适用于中低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不会导致教育质量低劣。这一模式是从培养中低层专业人才的职业教育发起并证明其生命力,但也是培养职场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必由之路。
现代职业教育,实质就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所以,学校名称是否冠以“职业”两字并不重要。不冠以“职业”两字的专业教育,不管所培养的人才在职场层次有多高,也应“面向职场需求”,也要采用现代职业教育的共同成功模式,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弱化“职业教育”的名称,强调“面向职场”的实质,使所有的专业教育“接地气”,回到原点——面向职场需求。
最近教育部和农业部共同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简称《培养方案》)的通知,这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也是农民教育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农民教育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在我国还是一件新生事物,特别是对在职农民进行系统的学历教育,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各类职业院校和农民培训机构要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在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三重关系。
第一,处理好教育与培育的关系。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不仅需要教育,而且需要农业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包括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如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流转获得生产性用地,生产过程中能获得的支持与帮助,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补贴制度以及农业政策保险等。没有适合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农业制度环境,就难以构成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教育新型职业农民也就无从谈起。有人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初中毕业的青年人,问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有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和从事农业的愿望。如果我们培养的人不愿意从事农业,或者想从事农业但是没有从事农业的条件,对教育来说就是一种浪费。因此,对正在务农的人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是最为可行的方式。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特征是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理念。这需要长期持续的系统教育过程。由此可见,仅有职业农民的形成的农业制度环境是不够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会自动形成。同样,仅有对农民的教育过程也是不够的,因为当人们不能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多种资源时也不能成为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是把对农民的教育和对农民与农业的支持有效结合起来,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培育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
第二,处理好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培养方案》明确规定,学生在学制有效期限内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毕业学分数,即可获得国家承认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由学校颁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采用弹性学制、灵活的教育方式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对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群体,新型职业农民与其他受教育群体显著不同在于,新型职业农民并不是靠这张“文凭”作为进入社会的敲门砖,而是要通过学习获得实实在在经营农业的能力。这就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机构提出了不同于一般教育机构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性突出表现在要求办学机构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不仅具有理论教学水平和条件,还要具备解决农民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能力,具备能够进村、入社、到场,把教学班办到乡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村社区和家庭农场的能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既要强调系统正规,又要强调灵活和实用;既要方便农民学习,也要方便农民之间的交流。要始终把提高农民的综合能力作为教育和考核的主要指标。
第三,处理好依托《培养方案》与创新课程体系的关系。《培养方案》在制定中,坚持了服务产业、农学结合、实用开放、方便农民、科学规范等原则,按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农业产业特点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经验,科学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实践环节的教学方式,建立并完善以学分认定和管理制度为纽带的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体系,这些都是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质量的依据。只有依托《培养方案》,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衡量和评估教育质量。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个新事物,农民所从事的农业活动具有综合性特点,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难以适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因此,各地农民教育机构应该在《培养方案》指导下,积极创新课程体系,特别要鼓励开发出能够满足新型职业农民需求的综合性课程。如农业概论、家庭农场管理、农业风险规避、农业政策与涉农法规等,都是农民需要的有待开发的综合性课程。综合性课程不是多个专业课程的简单相加与合并,而是要建立自身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和独立的思维视角。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教育部门的重要责任,也是农业部门的重要基础。但是,仅仅靠教育和农业部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也需要教育机构的大胆创新。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农民、关注农业,形成支持农业和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与合力,才能创造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环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毕结礼(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个人简历
毕结礼,1954年12月生于平原县,中共党员。
1980年进入国家劳动总局(后更名为劳动部、劳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先后在工资司、办公厅、职业技能开发司、教育培训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等部门任职。
现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 (正厅级),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培训》杂志社主编,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和平里东街,南接北二环,北达北三环,是为北京市中心城区寸土寸金之地,但并不像国贸、建国门等地那般高楼耸立、商业繁华。相反,这里草木茂盛、环境清幽,雍和宫、地坛公园等更是将其装点得颇有人文气息。
几家中央机关坐落于此,其中包括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便是我们的目的地了。由东门进入人社部后,记者看到一座办公楼下有人在等候,他身材瘦削但结实硬朗,一头白发却富于活力,打眼一看——没错,他就是此行的采访对象,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毕结礼。
毕结礼用家乡话和我们寒暄着进入他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面积不大甚至稍显局促,茶几、柜子和地面上都摞满了书,办公桌上有厚厚一沓材料,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 “这阵子正忙着修订新版 《企业班组长培训教程》呢。”毕结礼说。
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爱啃书、勤思考的少年
1954年12月,毕结礼出生于平原县炉坊公社野庄村。毕结礼告诉记者,他极少去回忆儿时,因为那是一段与苦难为伴的日子。
在毕结礼还未满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他都记不得她的模样——这是他最大的遗憾。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用结实的臂膀与勤奋的双脚养活着4个儿女,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有心乏力。
1961年,家中排行老幺的毕结礼在三叔的带领下,去往吉林“投奔”二叔——二叔早些年闯关东,当时在东北的农场讨生计,守着 “粮仓”有饭吃是那时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理。
毕结礼没有过多地描述彼时的生活到底有多艰苦,但他坚定地告诉记者,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及个人命运的愿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外强烈。
在某种程度上说,毕结礼是有一些运气的。他至今仍不明白,身为农民的父亲为何会识很多字,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很多书,总之他的童年苦涩味道里一直有书香来中和。
从东北待了3年后,毕结礼回到家乡,开始了学生生涯。他的小学、中学阶段都没离开过炉坊公社,但却遇到了一批 “大神”级的老师,毕结礼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来自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尹俊杰、平原师范毕业的李红魁、还有考上山东大学物理系的王丙春——这些既有能力又负责任的优秀老师,因 “出身”等问题在文革期间被 “下放”至农村中小学。这些老师的学识、品格对毕结礼的影响很大,同时老师们也非常喜欢这名爱啃书、勤思考、闲不住的学生。“文革”期间,教学秩序很难正常,学生们多数时间都要放下书本去劳动,而老师们不愿意耽误这些 “好苗子”,总会为他们 “打掩护”,让他们有更充足的时间来读书学习。而以毕结礼为代表的 “好苗子”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总会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
毕结礼高中毕业时, “文革”仍在继续,高考制度荒废。于是他选择在本村小学当老师。 “那时候师资稀缺,在农村小学更是如此,所以每位老师都是全科的,什么科目都能教。”毕结礼说,虽然只是教小学生,但那段经历对自身知识结构的梳理还是很有帮助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同年,毕结礼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当时我是故意选了个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俗话说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嘛。”毕结礼说,在大学里,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他体会到自己需要继续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更加拼命地读书学习。
专注职教职培20余年硕果丰
大学的时光是美好而短暂的。1980年,毕结礼大学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至国家劳动总局 (后更名为劳动部、劳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此后的30多年,他从未离开过这里。
毕结礼的第一站是工资司,参与工资分配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他用 “补课”一词形容这段工作经历。 “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做经济方面的工作是不对口的,但既然分配到这个岗位上就得努力做好。”因此,毕结礼一边学习经济学知识及政策,一边勤恳工作,工作成效深得领导认可。 5年后,他被调往劳动人事部办公厅担任领导秘书。
1990年,他来到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随即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时代。
毕结礼说,几十年的工作,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企业培训师制度建设。新千年前后,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 “入世”的号角正在吹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即将进入新阶段,国内很多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竞争。如此环境下,如何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及上百次的深入企业调研,毕结礼提出建立企业培训师制度。
对于这一新名词,毕结礼给出的解释是——能够结合经济、技术发展和就业要求,研究开发针对新职业的培训项目,以及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策划、开发培训项目,制定、实施培训计划,并从事培训咨询和教学活动的人员。 “新时期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层面的竞争。企业培训师这一职业的出现,可以有针对性地、专业性地解决企业员工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技能缺乏等问题,使员工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新要求。”毕结礼说。
对于企业培训师,他有三句论述至今在国际企业培训界都颇有影响:其一,企业培训师是企业第一工程师;其二,企业培训是企业生产的第一工序;其三,企业培训中心是企业的第一生产车间。
在他的主持下,企业培训师制度得以建立,同时,他主编了企业培训师系列教材。 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向社会颁布新职业企业培训师的职业资格标准,现今国家职业资格助理企业培训师 (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企业培训师 (二级)、国家职业资格高级企业培训师 (一级)已列入国家统考项目。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无数企业的发展装上了助推器,甚至改变了许多企业的命运,这其中饱含毕结礼的汗水。
2007年,毕结礼提出了 “中国现代企业班组建设”理念,这同样源于他长期深入企业的调研。“调研中我发现,许多企业混乱的生产现场让人担忧,有人常常埋怨员工素质太差,其实经过多年发展,目前企业员工的素质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同时我发现,在生产一线上真正有着显著差异的是班组长。班组长不合格,失效的不只是一个基层管理岗位,而是整个生产现场。对于一线班组长来说,天天要用到管理技能,如果无法得到相应的培训,不能胜任工作,最终遭受损失的不光是班组长自身,还有企业。”毕结礼说。该理论的提出,很快在全国企业界引发共鸣,同时毕结礼主编了 《企业班组长培训教程》,在全国得以广泛推广。
2010年,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出台,以此为契机,人社部关于“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建设研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毕结礼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即以技能专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领头人必须是行业拔尖的高技能人才,能够承担技能大师工作室日常工作,并获得过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省级首席技师等称号。
毕结礼认为,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将生产技术攻关、新技术应用以及新项目、新产品的开发,与技能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大师工作室的建立,旨在给技能大师创造一个环境,提供一个平台,更好地发挥技能大师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的优势,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3年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出炉,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企业纷纷将建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企业技术水平得以提升的同时,技术骨干的地位、收入得以提高,并且营造出浓厚的尊重技术人才的氛围。
其实,毕结礼在职业教育及培训方面的贡献远不能用这三件事来概括。除此之外,毕结礼曾参与或主持技工院校改革及民办职业培训制度建设等多项重要活动;主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题库的开发建设工作,任命题考务项目组组长;提出并和相关部门联合主办了 “中国制造谁来制造”高层论坛,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和对技能人才的培养的关注;提出了建立 “终身职业培训”的理念,并主持了 《终身职业培训的理论与实践》部级课题的研究,担任课题组组长。
毕结礼著述颇丰,除上文所述外,还有 《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 《高技能人才开发探索与实践》、 《全国劳动干部教材》 (培训篇)、 《中国改革全书》 (职教篇)、《职工教育读本》等,均为行业内权威著作。另外一手创办并主编了《中国培训》杂志。
身处领导岗位却能在学术海洋里翱翔自如,在别人眼中,他是典型的 “学者型官员”。有人曾问他,为何具备如此精力,在圆满完成常规事务性工作后,在学术方面仍能取得如此成就。毕结礼说: “很简单,扎进去就行。”简单几个字,背后蕴含的是他长期不懈的付出。他从小就是一个爱啃书、勤思考、闲不住的人,这是他一贯如一的特质。每每在夜色深沉时,每每在别人休息时,他都会留在办公室里,那一摞摞材料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着他的认真,那盏长明的灯见证了他的勤奋。
2011年12月19日,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授予德州市技术学院“企业培训示范基地”称号,毕结礼(左)出席揭牌仪式。
与家乡联系非常密切
虽然工作之后一直身处异乡,但毕结礼对家乡的感情从没因时间或距离而淡化。
毕结礼说,他每年至少保证返乡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春节。他告诉自己的孩子: “德州是你真正的故乡。”每次回来,毕结礼都会留心观察家乡的变化,并为近年来德州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振奋。
身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界的专家,毕结礼经常受邀来到家乡的企业和高职院校指导,像德州职业技术学院、豪门集团、皇明集团等地方他早已是轻车熟路。
2012年10月,德州 “10+3”产业首期现代班组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平原举办,毕结礼接到邀请后欣然前来义务授课。我市500余名职业经理人和班组长无不对他的专业精神与平易态度印象深刻。
2011年12月,德州市技术学院 (现德州职业技术学院)被认定为中国职协企业培训示范基地,毕结礼前来揭牌。
毕结礼说,当前德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职教和职培事业的发展,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他认为这是我市人才强市工作的重要举措。
由于毕结礼工作繁忙、时间紧张,采访当天,他未能为家乡题词。第二天,他特意发来传真,内容为:“祝家乡在改革创新中持续发展,明天更加美好。”
从美国雄心勃勃的“学徒计划”到日本的高技术实践人才培养战略,各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体现了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战略性考虑。
纵观各国职业教育,明确定位、面向未来、让人人成才,是职业教育的着力方向。
明确定位:培养实践型技术人才
职业教育绝非“二流”教育。这一点,在日本、瑞士和美国显得尤为突出。
日本的高新技术职业教育是日本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高等专科学校来完成。这类学校与大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未将“研究”列为学校的教育范围,主要培养技术型人才。
日本高等专科学校以培养具有创新性的实践型技术人员为特色。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学校的教育培养目标也转向了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实践型技术人员”或“具有实践性的开发型技术人员”,其主要任务是将发明创造转化为生产力。
日本高等专科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课程设计上加大实践环节。例如,日本工学院是日本规模比较大、专业多的专门学校。目前,该学校有创意、设计、信息工程、科技等7个学院,35个学科。从动漫、电子游戏到室内设计和软件开发,学院所有的课程都强调要接地气、多动手,这使其毕业生实践能力突出,在各领域供不应求,受到广大高新技术企业的青睐。
在只有800万人口的瑞士,上高中、读大学不是年轻人的首选。瑞士联邦职业教育及技术局2014年最新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瑞士年轻人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9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大多数瑞士年轻人选择学徒职位,从实践出发,开启人生职业旅程。
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使瑞士克服了资源贫乏的难题,其制造业人才济济,使该国的钟表、军刀和医疗设备等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业享誉全球。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高级技工岗位并不一定非要有四年制大学本科学历,而是更需要实际操作本领,而接受这些培训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社区学院(职业培训机构),美国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则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可能。
瞄准未来:创造上升空间
紧跟时代要求,面向未来调整培训科目和方法,是不少国家职业培训的一大特点。
美国人蒂姆·赖特曾在装卸工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3年。但他不甘只做一名装卸工,因此他花了六个月,利用业余时间拿到了社区学院的机电维修师证书。现在他只需坐在监视器前确保机器在指令范围内运转即可,不仅提高了收入,还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共赴蒂姆进修过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社区学院,称赞蒂姆的奋斗故事代表了美国人不断追求进取的精神。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社区培训高级技术工人的模式经验推广到全国,并宣布将投入6亿美元为制造业培训学徒。
这项学徒计划力图重振制造业,发展高科技、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被外界评价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奥巴马巩固经济复苏、刺激就业的重要举措。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美国高技术工人的缺口将达到300万。到2020年,机械师、电焊工等技术工人缺口将达到87.5万。要填补这些缺口,通过对工人进行终身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应变能力至关重要。
新计划瞄准未来紧缺人才,主要集中在面临熟练技术人才缺口的高增长领域,如IT产业、高科技服务业、医疗保健业、先进制造业。新计划与原来类似的学徒培训项目相比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参与社区培训的学员可将培训学时兑换成学分。联邦政府还简化了退伍军人申请培训的程序。
根据计划,美国劳工部还拨款5亿美元资助社区学院与雇主合作,设立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培训项目。社区学院、雇主和行业协会可向劳工部申请共同培养人才的伙伴计划名额。
高新科技的产业化迅猛发展,使德国现代化企业生产流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职业教育课程也需作出相应调整。
以德国工业技师培训为例,德国工业技师在企业中是一个工段内工人的领导者,负责按技术员、工程师的设计方案组织生产和质量把关。以往工业技师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工人做什么和怎么做。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和生产流程管理日益扁平化,技师还需要具备更多的领导和协调能力,与此相适应,德国技师培训和考试也增加了新要求。这些新要求包括产能和人员企划、生产流程优化、参与新开发产品投产的投资和成本评估、工艺改良以及工人再培训企划等。对技师能力考核的新项目包括新技术产品的组织生产能力、解决问题的灵活性、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以及电子数据处理软硬件的应用能力。
无缝对接:学徒进企业磨练有保障
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生产劳动输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格人才,因此,与企业和市场保持无缝对接是职业教育紧跟时代、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
在法国,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均与各行业相关企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由国民教育部与企业签订协议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学生到企业实习被列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法国还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在企业接纳、实习报酬和实习报告等方面明确企业、学校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推动企业参与办学和保障学生实习的权益。
在瑞士,为确保紧贴就业市场需求,结合理论与实践培育专业人才,职业教育多采用双轨模式,即在学校学习理论,在企业接受学徒训练。学生经过三至四年边工作边学习的磨练,毕业前接受考核,考试合格者获得联邦统一颁发的毕业证书,之后便可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
多年来,瑞士职业教育一直都是瑞士人青睐的进入职场的途径,而联邦、各州政府和公司也长期为双轨模式提供支持。数据显示,瑞士联邦政府承担职业教育领域四分之一的公共支出,近四成瑞士公司为学徒提供锻炼机会,如果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学徒职位减少,联邦政府会给予提供学徒职位的公司一定的财政奖励。
在德国,“学校-企业 双元制 ”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组织实践培训是企业的职责。德国的职业培训法规定,各地工商会是责任机构,在德国职业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对企业的培训项目,工商会还承担着监督者的角色。工商会不仅负责审核哪些企业有资质进入整个培训体系,还负责确保企业在培训项目中能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课程。简而言之,工商会一方面控制着职业培训企业和学员的数量,另一方面还尽力确保培训质量。
在很多国家,政府为职业教育学生的实践构筑起多重制度保障,提升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在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行业的信任与支持。
教育部关工委主任田淑兰作了开班讲话。她指出,要从内容的导向性、效果的集成性、广泛的群众性、服务的公益性等四方面把握关工委的性质,找准工作定位。在总结回顾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20号文件工作时,要坚持“六个必须”:必须抓认识凝共识,必须抓基层打基础,必须抓制度促规范,必须长计划短安排,必须抓活动创品牌,必须抓典型树标杆。在对关工委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再思考中,她强调关工委工作要在调查研究中增强实效,在共同愿景中凝心聚力,在广泛联合中形成合力,在品牌建设中扩大影响,在学习创新中永葆活力。
在日本,机器人走上了讲台,在职业生涯学习活动中与学生交流互动,效果与教师真人主持同样有效;在美国,14所高中的1000多名教师将“免疫攻击”3D立体游戏引入教学,将抽象概念形象化,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印度,“未来教师领袖”计划提出教师应当成为教育行业的ICT(信息通信技术)专家。
5月21日,在河北邯郸举行的2014年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现场交流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对未来教师模样的描述、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讨论令人耳目一新。
什么是未来教师的核心能力:
不是炫技术,而是优化课堂、转变学习方式
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发布的正在改变课堂教学的十大新技术应用,立即吸引了在座很多教师的目光。
体感技术给教师、学生带去全新的课堂体验……各种信息技术的出现正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教学,同时也对教师提出新的使命和挑战。
“不过,面对各种信息化的环境,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却并不容乐观,绝大多数教师停留在使用演示文稿的层面,另一个极端是部分教师过于炫技术,而忽视应用技术背后真正的教育意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研制小组负责人闫寒冰指出,信息技术如何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已成为当前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课题。
为此,2013年底,教育部启动实施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工程,将于2017年底完成1000多万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的全员培训。目前,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体系,包括能力标准、培训课程标准已经研制完成,即将发布。
闫寒冰指出:“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提出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基础性要求和发展性要求。基础性要求指的是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进行讲解、启发、示范、指导、评价等教学活动应具备的能力;发展性要求则体现了探究性学习、自主学习的趋势,要求教师要娴熟地利用信息技术支持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活动。”
怎样培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形成培训、应用、研究一体化模式
邯郸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胡楠楠是当地有名的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培训专家。从最初的“技术菜鸟”,到现在的技术专家,胡楠楠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胡楠楠表示,10年磨一剑,这10年里,我每年都要参加英特尔未来教育培训项目,听名家师范课,向专家请教微课,深刻体会到只有精心设计培训课程,推动教师应用、研究,才能真正促进教师革新。
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是2000年教育部与英特尔合作启动的教师培训项目,致力于推动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实施探究式教学,10多年来累计培养220万中小学教师,并于2013年10月成功纳入“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英特尔副总裁、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表示,经过10多年的探索,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在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形成培训、应用、研究一体化的培训模式时,特别强调应用,鼓励教师在信息化教学应用过程中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最终实现专业化发展。
闫寒冰告诉记者,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采取了“培训+应用+测评”的研修模式,将网络研修与现场实践结合起来。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培训处王炳明提出,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要创新培训模式,将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结合,采取混合式培训,边学习、边应用、边提升。
将培训有效延伸到课堂实践:
行政推动政策引导,改变教师“只学不用”局面
不过,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除了加强培训,还需要政策的配套。在研讨会的网络社区上,一位名为“陈凤贞”的教师表示,推动教师运用信息技术,除了加强培训、应用,还希望有更多的关注与积极的激励措施改变教师“只学不用”的局面。她的观点,得到其他老师的响应。
英特尔中国教育总监朱文利表示,政策支持、团队建设等也是推动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重要途径。未来教育项目与邯郸的合作就是其中代表之一,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团队建设的作用,将培训纳入骨干教师评选标准,通过行政力量、专家团队推动,实现了将培训有效延伸到课堂实践。
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将应用信息技术情况列入学校、校长、教师考评体系,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主动应用信息技术。
据了解,邯郸市已经从行政推动、政策引导、整体推进教师信息能力水平培训中尝到甜头。实施未来教育项目以来,邯郸市共培训1.7万人次,占全市中小学教师的23%,教师自主选择、评价、运用信息技术能力明显增强,融合信息技术教学的实验班,学习成绩要高于对照班级。
作为第十七届科博会最重要的论坛之一,中国网络教育论坛于科博会首日开幕。论坛以“挑战与创新——传统教育的信息化之路”为主题,探讨科技与教育相互支撑、互为动力的紧密关系,推动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加速传统教育信息化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为论坛致开幕辞,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为论坛做题为“ICT的教育意义”主题报告。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网络教育市场规模已达千亿级别,网络教育已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能力天空在论坛上通过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向400所学校捐赠了价值千万的能力天空网校平台与精品课程。
本届论坛分五个板块,论坛全方位多角度涵盖了2014年教育科技界热点话题。
本次比赛得到教育部职成司、农业部科教司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大力支持。大赛由课程设计方案评审与现场说课比赛两个阶段组成,通过第一阶段课程设计方案专家初评,来自全国36所农业职业院校的134名选手参加现场说课,进行精彩激烈地角逐。参赛选手说课材料准备充分,课堂教学目的明确,教学思路清晰,教学过程设计合理,教学方法新颖独特,“说”出了课程教学的精髓:以学生为本,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创新、着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讲学生听得进、用得上的课。
现场说课按种植、养殖、农业经济、机电与加工及中职五组同时进行,经过专家公平、公正的评审,共评出一等奖25名,二等奖35名,三等奖48名,优秀奖若干。
大赛颁奖仪式暨闭幕式于5月28日上午在苏州农业职业学院报告厅隆重举行。江苏省农委副主任蔡恒、教育部职成司农村教育处处长刘杰,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教育处处长张景林,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李祖平、中国职教学会农专委主任、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原院长王振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院党委书记徐向明、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建军、江苏省农委科教处处长姜雪忠出席闭幕式。学会常务副主任王福海主持仪式。
中国职教学会农专委主任、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原院长王振如宣读了比赛结果。与会领导随后向获得一等奖、二等奖的教师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
大赛承办方苏州农业职业技术院党委书记徐向明代表学院对前来参加、观摩比赛的领导及老师表示欢迎,对获奖选手表示祝贺,同时简要介绍了学院近几年发展现状及取得的成绩,他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能够使更多人关注苏农、了解苏农,也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一如既往的支持苏农的发展。
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李祖平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她认为本次比赛是一次创新思维的大聚会,通过比赛,各位选手展示了教学特色、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对今后开拓教学思路、激发学生兴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农业部科教司张景林处长代表农业科教司向参赛的全体教师及大赛主办、承办方表示祝贺和感谢。他强调了新形势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重要性,要求在座教师牢记使命,注重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培育出更多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提高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教育部职成司刘杰处长分享了近期有关农业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和精神,介绍了职业教育的新发展、新趋势、新要求。他指出,知识和技能使用者的水平是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希望各位选手以此为契机,相互切磋交流,对课程设计进行精雕细刻,同时注重自身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应用;各院校也要增强合作,协同创新,积极参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着力打造“国际水准、中国特色”的品牌专业。
江苏省农委副主任蔡恒认为,全国农业职业院校专业教师课程设计大赛是农业职业教育的“嘉年华”和“奥斯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希望各农业职业院校和选手通过此次比赛积聚正能量,期待再出发,充分适应当前“大数据时代”对农业及教育领域的冲击,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与职业教育发展趋势,不断在人才培育模式改革、专业与课程体系建设、教师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上做文章。
本次大赛组织周密、赛程严谨,集中展现出农业职业院校专业教师素养和能力,使大赛具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为热爱农业职业教育事业的专业教师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对鼓励广大专业教师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拓展教学思路、提高农业职业教育教师整体执教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成立大会现场
华博雅副市长致辞
吕景泉副主任主持
杨湘宁副厅长主持
王扬南副司长讲话
成立大会上,新当选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扬南讲话指出:成立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一是落实大赛三年规划的客观需要,二是执行三年规划,维护规划严肃性的具体行动。提出了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要加强技能大赛规划的编制研究;要健全技能大赛制度,促进技能大赛规范管理;要完善竞赛委组织机构和专家队伍建设;要加大赛项的开放办赛,促进赛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刘占山副会长讲话
中国职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占山在讲话中希望: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要认真调查研究,为宏观决策提供咨询与服务;积极搭建研究交流平台,促进大赛规范有序;积极探索国际交流,推进技能大赛国际化;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服务与工作能力。
葛道凯司长讲话
最后,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从国家发展到了需要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又一个春天、技能大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要我们充分提高对成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重要性的认识。对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提出:要加强组织建设,能够尽快承接全国技能大赛赛事;要加强科学研究,推动技能大赛科学长效发展;要加强协同协作,聚集技能大赛各类资源,推动技能大赛又好又快、创新发展。
揭牌仪式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院校技能竞赛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附:成立大会照片
罗伟其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推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难题,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关键。在现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突破的情况下,需要我们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模式。近年来,广东省抓住信息化发展的机遇,在依托信息技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改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
推进“广东教育视频网”建设,使优质教育资源覆盖到每一所学校。早在2005年,广东就实现了中心小学以上学校互联网接入。针对农村学校不能上网、上不起网的问题,广东省教育厅积极争取社会投入,按照三个免费的原则(即免费建设“广东教育视频网”,免费升级省教育骨干网带宽和为符合条件的学校带宽提升至10M,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农村中小学提供免费服务),与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共同推进“广东教育视频网”建设,解决农村学校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实施“教育资源下乡行动计划”,提高优质教育资源使用效益。我省实施“教育资源下乡行动计划”,推动校际合作,开展“以信息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验区”建设,不仅要推进信息设施建设,更要把推进应用的关键放在教师上,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利用率。
利用信息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教育质量
以学生为中心,变革课堂教学模式。近年来,广东各级各类学校积极探索互动课堂、“翻转课堂”、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电子书包智能课堂等课堂教学新模式,推动课堂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从“知识为重”向“能力为重”转变,加快课程改革进程。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我们以教育部信息化试点、省级以上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等为龙头,大力发展网络主题探究、项目式学习等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新型学习方式,有效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问题解决能力、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以提高社会责任感和全球意识为核心,开展教育远程合作。与美国、瑞典、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校建立“国际学校联盟”,开展视像辩论赛和网络主题探究等活动,增强师生的社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和文化传承能力。
运用信息化创新教育管理模式
提高治理能力
就广东而言,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大力破解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束缚,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方式落后、管理能力低下等困局,强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能力,建立统筹推进机制,实现科学决策。
强化统筹规划,重视顶层设计。教育信息化被纳入广东经济社会信息化、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统筹。省教育厅成立教育信息化办公室,促进教育信息化推进方式向行政统筹、长效机制建立为重转变。
推动管理信息化,提高教育管理能力。目前,广东已经拥有教育信息门户、电子公文、移动办公系统、网上考试招生等一批教育信息平台,基本实现了以电子化、网络化方式实现教育管理和网上事务处理。
今后,我们将以教育协同管理、教育均衡监测、教育质量监测以及趋势预测等为重点,推动教育大数据建设和应用,建立广东教育基础数据、教育数据模型,加强教育数据共享、整合和管理流程再造,创新教育管理模式,提高教育科学决策水平。
——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创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纪实
曲靖农业学校领导走进田间地头察看高原特色菌菇示范基地
什么是涉农教育?什么又是构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到2020年,形成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正如纲要所阐述的那样,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就是这样一所高举“农”字旗、扬起“农”字帆,唱响“农”字歌,打好“农”字牌,办好“农”字校,念好“农”字经,走好“农”字路、做实“农”字事,结出“农”字果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2012年12月27日,本报曾以“凤凰涅槃彩云舞、大爨之邦写辉煌”为题,对这所学校进行过深度的介绍。2014年仲春,我们又对曲靖农业学校创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他们的经验对全国同类学校的创新发展具有很好的学习和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将这所学校的做法再一次推向全国,以飨广大的读者——
再次走进云南省曲靖市,亲身感受曲靖农业学校的每一步变化,聆听一个个与时俱进的创新举措和感人瞬间,品味学校创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的成果盛宴,领略这所学校浑厚的办学底蕴和先进的治学之道……
不论是市里各部门的肯定与好评,还是来自于农村口口相传的赞誉声;不论是县乡村示范基地、种养殖合作社、经济联合体、党员示范户;还是学校派出的大学生“村官”、巡回田间地头的科技指导老师;不论是经常深入农村的学校领导,还是示范乡村的干部、少数民族示范户以及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们;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了曲靖农业学校在创建国家示范校的进程中,所形成的“意义深远、功勋卓著;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立足曲靖、服务三农;示范带动,辐射全国”的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
这些创新体系可归结为“十四大”教育品牌:构建“廉洁学校”,廉洁从教,求真务实;建设“廉政学校”,人道敏政,高节清风;践行“责任学校”,惟民所止,邦畿千家;创建“绿色学校”,福缘文化,生态摇篮;发展“民生学校”,服务三农,情系百姓;抓好“数字学校”,全新育人,治理一流;打造“和谐学校”,严谨治学,发强刚毅;深化“特色学校”,立志勤学,继承创新;创新“文明学校”团结奋进,文明求是;立足“安全学校”,幸福学园,笃行博学;成立“培训学校”,创优培实,知能并济;健全“法制学校”,遵纪守法,修身以道;成就“品牌学校”,特色发展,辉煌鼎承;建成“示范学校”,立足曲靖,辐射全国。
正是这些品牌的形成,从而使曲靖农业学校实现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先后荣膺“国家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全国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全国科研兴教先进单位、国家重点课题优秀科研学校、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科研先进单位、亚洲博鳌·中国最具综合实力百强中等职业学校之一、云南省文明学校、云南省文明单位、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基地”等多项称号;被国家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第二批建设学校。解读曲靖农业学校的发展秘诀,就从“五四三二一”的创新治理体系开始——
“五大专业”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奠基
2010年6月,国家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等联合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曲靖农业学校就是这一计划中为数不多的涉农学校之一。几年间,学校以此为契机,不断抢占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制高点,在“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道路上,使老牌涉农学校焕发了青春,创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示范:催生“五四三二一”的科学发展新机制。曲靖农业学校创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是紧紧围绕云南省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发展战略和曲靖市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的核心战略开始的。创建之初,学校就以提升学校的综合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打造了“畜牧兽医”、“园林技术”、“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建筑工程施工”等5大国家重点专业群;实施了“引导性培训工程、职业技能培训工程、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等“4大工程”;探索了“校政合作、校企合作、校乡合作”3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了“学校生态园林文化”、“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两大特色项目;实现了1个“立足曲靖、面向云南、辐射全国”的宏伟办学目标。
目前,这所学校在培养模式、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内涵发展、服务三农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新的跨越。尤其是学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以农为主、多专业综合发展的现代化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成为了一所享誉全国的先进典型。
以五大专业为例,是这所学校精心打造的国家重点专业群。这些精品专业的形成,沉淀了学校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深厚的职教文化底蕴。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学校以创示范为契机,五大专业按照“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的五对接”这一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构建起了适应社会和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出国家重点建设的专业群。
目前,农村经济综合管理、畜牧兽医、园林技术3个专业已经成为省级骨干专业;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和建筑工程施工2个专业成为市级骨干专业。同时,畜牧兽医、园林技术、农产品保鲜与加工3个专业,还成为了世行贷款云南职教项目重点支持建设的特色专业。
深度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路径。近几年,学校积极探索校内深度模式,利用云南宣威火腿的优质产品,走“特产+品牌”的校企合作之路,打造“农校月饼”品牌。2011年曲靖福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由这里生产的“农校月饼”,已进入昆明、广东、上海、青岛等市场。2014年3月学校又成立曲靖瑞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合作,采取“教学训做评”一体化培养舌尖安全技术技能人才。园林技术专业与云南华海城市景观工程、曲靖开发区昌茂农业科技进行合作,培养园林、石斛组培技术人才。建筑工程施工专业,采取工学结合的形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畜牧兽医、农村经济综合管理两个专业,采取校村(户)合作,大力培养农庄经济、庄园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和复合型领军人才。
通过校内深度校企合作,探索出了“企业办在学校,专业建在企业”,“产业链、效益链、教育链”三链相融合,“校企零对接,定岗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示范:助推高原产业结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走进茨营乡,这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沃土、良田,将一排排植根于田野中银白色的蔬菜大棚推向极致。这就是曲靖农校和曲靖市有关部门倾情打造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区”。由这里生产的高原无污染绿色蔬菜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极为可观,直销港澳和东南亚地区,深受市场的欢迎。
信步在示范区的田间,校乡领导讲,现在有了高原特色农业种植,农民早已经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作方式,向着“集约型、产业化、高效化”的现代农业转型。而实现这一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曲靖农校在科技创新、示范引领、特色推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乡领导富有诗意地说,“山上绿色银行,山腰烤烟蚕桑;山下鱼米粮仓,村庄文明漂亮;科技示范带动,共同建成小康。”就是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写照;这与曲靖农校长期服务“三农”是密不可分的。
为深入解读曲靖农校所做的贡献,我们走进罗平县鲁布革乡进行全面的挖掘,这里是典型的布依、苗、彝、汉四种民族的集聚区,也是曲靖海拔高度最低的地方。自然资源、气候、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负氧离子平均在10000个/立方厘米以上,堪称我国珍稀植物的“基因库”和“天然氧吧”。
近年来,农校与该乡实行校乡合作,携手推进新农村建设及科技推广,先后建立两个示范基地,100亩多依河绿色蔬菜栽培示范基地和乃格铁皮石斛栽培范基地;农校每年还投入资金20多万元用于科技发展。目前,已建成“多依河经济林木苗圃项目”、“多依河腊者生态鱼苗培育项目”等多个示范基地,形成了“杉木经果一片林、高原生态一条鱼、冬早生态一棵菜、旅游休闲一幅景、商贸物流一条街”等五大产业群。对此,乡党委书记寓意深远地给引进原产于非洲的“罗非鱼”,起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东方罗非”,使这一低海拔的特色产品,推广全国、走向世界。
现在,这个乡又将发展的触角伸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借助滇、桂、黔三省交界的特殊位置,成立了“滇桂黔跨省区联合党工委”,确立了“三省通衢,生态之乡;人文质朴,民族和谐;党政引领,协调联动;建成小康,造福百姓”的发展新战略。他们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国家组织部门的高度赞誉……
——示范:为学校的内涵发展打造一流的团队。行走在曲靖市各县乡之间,总能见到曲靖农校专家、教师、领导的身影。他们走进田间地头、深入示范农户、融入企业车间、沉在教学一线、潜心教学育人,使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了最大化。打造出了“一流的办学条件、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管理水平、一流的教育质量、一流的毕业就业”的竞争实力,跻身于全国的先进行列。
走进该校,这里的专家型团队构成了曲靖农校发展的中流砥柱。据统计,学校现有“双师型”教师的比例高达84.1%,研究生教师为10.2%,具有高级职称的占专任教师32.5%,省级学科带头人5人,市级学科带头人15人,3人享受市政府部门特殊津贴。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绍坤成被云南省批准为“省委联系职业教育的专家”;还分别被聘为“云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农业类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国家教育部门、农业部门“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就是这样一批专家型的队伍,为示范校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专家治校”的道路。
深入挖掘,曲靖农校在示范校建设以前,就已经建设了一支“双师型”的师资队伍。2007年学校就向社会公开聘请了一批专家,共有57名兼职教师。同时,学校还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研究院的多位教授专家作为学校顾问和培训专家,有的专家还作为PDC活动指导教师。目前,兼职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0.2%,企业和单位兼职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19.7%。就是这批专家队伍,成为了学校创建国家示范校的宝贵财富。
“四大工程”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建功
那么,曲靖农校的示范校建设是依靠什么来支撑呢?学校党委给出的答案是:观念是做大的关键,规模是做活的基础,质量是做强的保证,专业是竞争的核心。作为涉农学校只有全力打造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品牌,变“管理”学校为“经营”学校,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为此,学校创造性地实施了“引导性培训工程、职业技能培训工程、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等四大工程,为国家示范校建功立业。
——“引导性培训工程”助推国家示范校发展。曲靖农校被列入“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后,就实施了“引导性培训工程”,助推了示范校发展。这个工程,主要依托曲靖市劳动部门展开工作。在市人社部门就业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学校与曲靖市商务部门组织全市“生猪屠宰加工”就业培训,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全部安置到各县(市、区)生猪屠宰场就业。2013年学校又与云南东恒经贸集团合作,在全市开展了“饲养工”、“动物疫病防治员”等就业能力培训,为企业输送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
以陆良县绿源康生态养殖产业专业合作社为例,就发展农户达197户;富源县富宏魔芋专业合作社,投资1000万元开展示范带动。陆良县召夸镇冷水沟村朱富平,种植食用菌6万包,年获利近20万元;还有,马街镇湖海村钱乔华制作的菌种,年产值达到了50余万元。用干部群众的话说,科技示范进万家,农村结出富裕果。
——“职业技能培训工程”为示范校建设锦上添花。这一工程也是紧密结合国家示范校建设组织培训的。两年来,对农村兽医、生猪养殖、种植大户普遍开展了“动物疫病防治员”、“果茶桑园艺工”等专业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颁发《曲靖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校结业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如,林果种植户,通过技术培训生产效益成倍增长。他们逢人便说:“一把小小剪刀,掌握的是技能,结出的是硕果,收获的是金钱。”
在炎方乡麦地村委会,这里有一个生猪养殖大户叫胡中文,他带动乡亲走共同发展之路,由5户发展到18户;胡中文也成了当地远近的名人。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程”为示范引领平添活力。近年来,学校党委不断夯实基础、强化服务、健全机制、规范程序,对全市农村示范户、种养殖户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使学校服务三农的工作又向前延伸了一大步。
例如:葡萄种植大户季金花,原来亩产只有840公斤,通过培训她学到了实用技术,亩产提高到1500公斤,经济效益翻了1.5倍。还有蔬菜种植户陶小建,通过培训引进了先进的病虫害防治、喷灌技术,每年节省资金120万元。据统计,自开展培训以来,每个种养殖户吸纳了10至20名农民到种养殖场工作,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使示范校建设如虎添翼。这个工程是依托云南省“阳光工程”农民创业培训项目进行的。自2012年开始,培训创业型农民共240人。“扶上马送一程”是农校服务三农的重要宗旨,今年,学校对225个学员进行跟踪调查,种植养殖大户9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74个、农业龙头企业31个,技术推广、服务管理人员23个。发展种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202个,带动了7.2农户、21.6万余人发展,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增收。仅97个种植养殖大户中,年产值10万元至50万元的就有63户。
据统计,通过四大培训工程,曲靖农校在农村中架起了一座金桥。麒麟区珠源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户672户;会泽县大桥乡获丰马铃薯专业合作社,有227户农民实现捆绑发展;还有麒麟区越州镇汇源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年产值实现了9000万元。这些都是曲靖农校四大培训工程创造的丰功伟绩……
“三大模式”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导航
有人不禁要问: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到底创新一种什么样的模式?长期以来,曲靖农校探索了“校政合作、校乡合作、校企合作”三大人才培养模式,并由此延伸到“校省合作、校市合作、校县合作、校地合作、校所合作、校村合作、校户合作”等多种模式,构成了涉农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
——“校政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开云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之先河。这个模式是曲靖市组织部门依托农校率先创办的云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校”。成立之初,就得到了市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它的特点是:把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农民不需花一分钱,就能学到相关的致富技能。这一举措,开创了云南省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先河。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校,以村“两委”干部、农村实用人才、农村管理人才为主要培训对象;目的是通过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步伐。目前,曲靖农校开展的“校政合作”模式,引起了云南省财政部门、云南省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培训范围延伸到了云南省和曲靖市财政、农业、共青团等多个领域。
以汇风食用菌开发为例,这家在宣威市规模最大的龙头企业之一,是曲靖农校合作的典范之一。仅这一家企业就带动4万多农户从事食用菌产业种植,年产值达1.12亿。还有,富源县满地金食品开发公司,从事辣椒产业经营达到了4000多亩,带动2万多农户发展,年产值达到了500多万元,为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直击市场、高位嫁接,实现人才培养的高效化。以培养一线中、高级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与省内外知名大中型行业企业合作,创建“产学一体,工学结合”、“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曲靖农校“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
多年来,学校按照“2+1”、“1+0.5+1+0.5”和工学交替、校企合作、校县乡村户等多种合作模式,探索出了一条“订单培养”、“高位嫁接”、“买断学生”的新路子。他们的做法是:学校按照“订单培养”要求,与企业共同确定培养计划,采取联合招生、联合培养,部分核心专业课程由企业派专家讲授。然后,企校双方形成“企业冠名班”,把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最后,按照企校合作实施订单培养、顶岗实习和平稳就业。
在这一模式的带动下,学校还与国内50多家学校、企业、政府部门组建办学联合体,形成了中职、高职、成教、网教和岗位培训等多元发展的局面。学校先后与江苏、上海、云南、山东、福建等30多家企业合作,人才就业比例高达98.6%。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近10所高校还纷纷与学校建立合作机制,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在麒麟区越州镇我们见证了这样的场面,一个年轻的农校毕业生创建了万头规模养猪场,年产值达到了3000万元。现在,已吸纳几十户养殖专业户组成发展共同体。邓绍纲说:“自己的成功算不上成功,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成功。”
——“校乡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根植农村、情系农民,把科技致富送到农民的心坎里。“曲靖农校的创新做法,是一座通往百姓的连心桥;是服务三农的播种机;是传播科技的孵化器;是培育人才的领跑者。”这是曲靖市第六纪工委、曲靖市农业部门、曲靖市教育部门对农校作出的评价。
为探究竟,我们走进曲靖市偏远的地方寻找答案。来到鲁布革乡,村里有一个不是很大的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青铜雕塑,上面挺立着一尊当地称之为“吞神”的雕像,这就是布依族十分崇拜的“守护神”。在广场的对面,挂着一块:“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校乡合作基地”的牌匾,格外引人注目。驻足凝视,临街而立,大门敞开,三三两两的布依族农民,走进这里咨询科技信息。见此情景,我们在想:开门办公、植根农村、面对农民,把科技送到百姓的心坎上,在这个古老的大山深处得到了验证。这就是由曲靖农校派出的“村官”黄凯、吴圆圆、王学双三名大学生,传播科技的地方。
由学校公开选聘大学生“村官”派到农村去,这还是一件新鲜事。曲靖农校的这一创新,不仅在云南省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也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新生事物。据村干部讲,为推广科技致富,三名“村官”自己拿出3万元钱,对当地山上一种叫“石斛”的珍惜植物进行人工培育获得了成功,其经济价值昂贵,市场前景广阔。
为实现规模移植,他们将幼苗免费发放给村干部进行试点,然后,再推广到农户,深受少数民族乡亲的欢迎。当我们见到“村官”黄凯时,他说,两年来,他们这个团队不仅从事着“石斛”的培育,还成立了“罗平县生态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30多户农民共同发展。面对这名来自于河南省的小伙子,令人们竖起了大拇指。他引用伟人的话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初,他们三个队友就是抱着这样的理想,走进大山深处,植根于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中。
蒙蒙细雨,润物无声;冬早蔬菜,郁郁葱葱。望着美丽的多依河畔,由他们亲手传授种植的一片片“绿色冬早蔬菜”,仿佛,一种希望从这里点燃……
“两大特色”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扬帆
文化是什么?作为“国家改革发展示范校”的曲靖农业学校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文化是一种思想,文化是一种引领,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是一种生命。由此,学校依托“学校园林生态文化”和“人才培养机制”即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两大特色,建成了一所在曲靖有贡献、在云南有优势、在全国有影响的现代化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打造绿色生态文化园林,为人才培养提供优美环境。走进该校,一所极具现代化的校园矗立在人们的面前,一座高大的大楼坐落在校园中央,“云南省曲靖农业学校”几个大字熠熠生辉;这就是学校标志性建筑“褔缘楼”。沿文化广场拾级而上,好似万千学子投入母亲的怀抱,从这里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沿“环福路”前行,校门正中是“福尚池”,左侧是教学区,“立志勤学,继承创新;注重实践,培养能力”金色大字,闪闪发光。右侧便是“曲靖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校”;与其相连的是学校精心打造的“生态文化园林基地”。在“曲靖市珍稀植物园”内,不仅有珍稀树种,还有恐龙时期的“娑罗树”,成为了学子们了解我国植物变迁的学园。再往里走,有驾驶基地和福圆食品实训基地;左面是一个蜿蜒曲折的湖泊——“褔雅湖”。它预示着走进学校的学子,信手拈来激情之笔,吸满求知的墨砚,书写完美的人生。
整个园林生态文化,围绕着“立德树人、德育为魂、明辨笃行”的育人思想,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学校文化的每个角落。信步校园,先进的文化思想无处不在: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教方针和“面向市场、服务社会、以农为主、综合发展”的办学思想,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2009年曲靖市为打造农校教育品牌,投资4.5亿元建设了这所“科学化、园林化、数字化、生态化”的新校区,成为了一所“云南省一流、全国中专一流”的现代化学校。2012年,学校一跃成为了“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学校,办学规模连续五年保持在万人以上,一所特色鲜明的品牌学校由此诞生……
——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为满足社会需求扬帆远航。近年来,这所学校按照 “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的育人方略,健全了“三全”、“三守”、“三会”的人才培养机制。“三全”即全面发展、全员育人、全方位服务;“三守三会”即守时、守规、守信;会理财、会感恩、会扬长”的育人模式,形成了“优良品德+突出技能=职业理想”的育人格局,兑现了“让学生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的庄严承诺……
走进组培中心,一群学生在无菌实训室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菌苗繁育工作;驻足学校文化广场,上万名学生整齐划一观看着“青春5.4”特别节目;走进珍稀植物园,一个个园艺专业的学生,为珍稀植物乔装打扮;走进“青春驿站”,一群学生忙碌着收发邮件和包裹。这是学校与云南省邮政公司曲靖市分公司合作的邮政人才培养“冠名班”。
来到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里为全市新型农民掌握先进的致富技能带来了福祉。据统计,学校先后举办全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10期,培训1648人次。2013年举办了5期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鉴定778人,有769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就是这支新型的农民职业技能队伍,为新农村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奉献着力量……
“一大辐射”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远航
总结曲靖农业学校取得的累累硕果,核心是学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为国家示范校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全国中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辐射和示范效应。
辐射之一:曲靖农校的创新发展对涉农教育产生的影响。曲靖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几年来,曲靖市政府部门充分肯定了曲靖农校的创新做法,是把农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的必由之路。近3年,学校累计向省内外合作企业输送合格人才10236名,学校因此被确定为“云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基地”、“中国·上海校企合作·人才对接·工学交替上海实习就业基地”。特别是学校每年都要委派教师作为乡镇长助理、经理助理、挂职村(办)主任,实行挂职帮扶,提升了科技示范的辐射能力。
坚持走好“农”字路,实行校校联合拓展非农专业;启动校政合作加强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创办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校;强化校企合作确保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曲靖农业学校做强、做大、做好职业教育的制胜法宝,也成为了全国涉农学校的一面旗帜。
辐射之二:曲靖农校的创新发展对职业教育产生的影响。多年来,曲靖农校为实现“培训一批农民、推广一批技术、发展一项产业、振兴一方经济”的发展目标,为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走进农校“福圆食品实训基地”,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学生在无菌车间紧张地忙碌,由这里生产的“靖福圆”农校月饼,在全国有名。王佳老师说,自己就是农校的学生,毕业后留到了学校专门向学生传授“食品加工制作技术”。每当一批批学生学业有成或自主创业,自己就充满了欢乐。
据统计,到2013年学校校外实训基地达到了20家以上,校内建有9个实训基地。据学校领导讲,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加强“舌尖上的安全”,学校与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进行“校所合作”共建食品检测中心,对示范基地、校企合作生产的蔬菜、肉类进行安全监测;还以“舌尖上安全检测中心”为依托,培养一批“食品安全检测员”广泛就业于服务产业;同时,学校还将高原特色种植、养殖产品通过现代网络技术,推向全国与世界。
辐射之三:曲靖农业学校的创新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近年来,学校在示范校建设中,与全国40余家兄弟学校合作,共同开发完成园林技术、畜牧兽医、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建筑工程施工五个重点专业30余门网络精品课程,开发校本教材15门,每个专业完成了3门核心课程标准,开发了4套多媒体教学课件,建设了20门核心课程试题库。还编写了国家教育部门规划教材6部、农业部规划教材15部。学校还先后在曲靖各县市区及周边地区的20多个乡镇开展技术服务,承担农业部门基层站(所、中心)技术人员新技术培训;为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来到陆良县清河村菌菇种植基地,村支部书记黄世东介绍说,“清麒菇”繁殖场自创建以来,规模已达到2000多亩,由合作社生产的菌菇直销到广州和香港,为乡亲增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走进示范户刘正凤的家中,屋里挂满了少数民族工艺刺绣制品。提起刘正凤可是全国有名,得到过全国妇联的表彰。她从2008年起带动上百户布依族农民发家致富,由她们生产的刺绣产品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及香港等36个国家和地区。对此,刘正凤满怀信心地说,为传承民族瑰宝,她要成立“多依淑娅·刘正凤”网站,将布依族的民族智慧,传遍世界更多的地方……
到底该怎样评述曲靖农业学校为职业教育发展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加强职业教育,促进农科教结合,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这就是对曲靖农业学校最好的肯定和总结。
引用任绍坤校长的话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走涉农教育示范发展之路,为发展现代农业出力,为建成小康社会给力,为服务三农接力,为职业教育助力,为培养人才增力,为学校发展加力,为示范建设添力,就是曲靖农校人始终不渝的追求;就是学校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的根本所在。
实践再一次证明:曲靖农业学校不愧是一所理念先进、办学一流的典范学校;不愧是国家和区域产业建设、改善民生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愧是一所享誉全国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示范学校。它所产生的辐射和影响,在全国涉农学校和职业教育中,犹如一朵奇葩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全国政协3日在京召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记者从专题协商会上获悉,“自2006年以来,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去年,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达到78%,这一数据高于211重点大学的75.5%和普通本科院校的75.4%”。
在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热烈探讨靠什么打造适应社会需求的升级版职业教育。
供不应求:月薪近万 技工难招
委员们指出,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时期,迫切需要大量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技术人员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缺口大,严重供给不足,且存在断档,职业教育毕业生行情见涨、供不应求。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去年有缺工情况的企业占四成,并且缺工岗位主要集中在‘生产工程岗位’,从企业的招工计划看,近半数企业表示计划招收‘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毕业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委员指出,“这说明,目前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存在结构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用工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民建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孙太利委员指出,许多民营和中小企业面临招工难,特别是技术操作工,“有的后继无人技术断档,有的关键技术岗位如电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等,尽管有的月工资近万元,仍不好招工”。
缺乏前瞻:课程设置 存在问题
与此同时,目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又存在各种挑战,需要解决系列问题。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钟章队委员指出,职业教育存在先天不足,无论从生源、培养、就业,还是社会认同,一直处于弱势,职业学校学生普遍存在“三低”特点,即社会地位低,入学分数低、毕业收入低。
另外,职业教育本身存在具备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双师型”教师奇缺和专业设置缺乏规划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等问题。
有的职业院校专业及课程设置与企业需求不完全适应。“存在着许多职业院校毕业生学的专业到企业用不上,企业需要的专业,又没有毕业生。职业院校定位不清,专业设置仿照大学,职业教育特色不突出,发展缓慢。”孙太利委员指出。
未来方向:能文能武 产教融合
委员们认为,加快建设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一年比一年迫切,一年比一年重要。
关于如何打破观念的制约,加大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方面,民生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学春委员建议,制定吸引优秀学生就读应用技术型大学和吸引优秀教师到应用技术型大学任教的政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晓委员建议,应开通学分互认,探索构建以技能和专业素养为主线,以就业为导向,与区域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关于如何增加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时,北京技术交流培训中心主任杨文良委员建议,构建一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有效机制,以“校中企、企中校”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
对于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问题,孙太利委员认为,职业教育应立足培养“能文能武”复合型人才,学生既要掌握专业理论知识,也要能够实际动手操作,毕业时既可以拿到技术员资格证书,又可以拿到技师资格证书。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委员指出,“双元制”(即由企业与学校共同办学)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为“德国制造”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被誉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这启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要加大战略投入、加深社会认识、加速体系建设、加强对外合作等。
——编者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企业招工难,人才供需不协调,一定是职业教育出现了问题。”6月3日,全国政协在京举行专题协商会,主题是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有1300多所,在校生人数超过1000万人,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职业学校有着骄人的就业率:2013年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达到78%,这个数字高于211、985重点大学的75.5%和普通本科院校的75.4%。数字亮丽尽显职业教育的就业优势,却难掩其发展困境。
打通职教“断头路”
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不高,是许多委员都提到的问题。刘敬民委员说:“技术技能性人才‘上升通道’狭窄,职教被称为‘断头路’。大学本科文凭在许多场合是不可缺少的资格合格证和社会生活的通行证,职业教育毕业生缺乏可期待的上升前途。”
社会评价机制和社会观念的偏差,让职业教育先天不足,成为学生考不上高中和本科的备胎选择。徐辉常委认为,根本在于我国学校教育制度安排的问题:普通学校为升学做准备,基本上不学职业技能;职业学校为就业做准备,很少学普通知识。
现代教育倡导人人都应该具备普通知识与职业素养的教育理念,在这种学校制度安排下根本行不通。“职业教育被看做是一个层次,而不是一种类型。中考、高考招生都分先后,且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和收费标准都明显低于普通本科。”
走出闭门造车窘境
推动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搭建起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成为共识。为此,委员们提出一系列建议措施:在高等教育本科阶段增设“专业学士学位”,设立职业教育学院;提高中职升入高职的比例;允许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可试行学籍流动、互修学分并颁发双文凭。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如果不以需求为导向,人才供给必然出现问题。”孙太利呼吁,应以政策安排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让职业教育走出“剃头挑子一头热”“闭门造车”的发展窘境。
“从世界经验看,无论是德国的‘双元制’,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模式,其成功的核心都是行业主导、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刘春平委员说。
李卫东委员建议,应“鼓励企业通过‘委托培养’‘定向培养’与院校合作;鼓励学校教师以投资或技术入股的形式进入生产第一线,鼓励企业经营生产人员以‘技能导师’的身份进入学校教学第一线。以此,深化院校与企业双向互动的‘现代学徒制’。”
朱永新常委则强调行业组织的作用:“职业教育要有生命,必须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中介、协调、组织和服务作用。”
在朱永新的设想中,行业组织应预测行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制定行业职教准入标准和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源自行业的优势,真正代表行业的长远利益实施或参与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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