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11月4日讯（记者 董少校）上海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今天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教育部正制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教育信息化已被纳入指标体系。

    杜占元指出，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坚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一核心理念，坚持应用驱动、机制创新两个方针的基本思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全面实施，“三通工程”快速推进，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教育信息化培训工作等取得明显进展。

    杜占元提出，教育部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2020年教育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正在制定的指标体系，教育信息化是主要指标之一，从建设和应用两个方面反映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特别突出信息化应用，体现出教育信息化的带动作用。

    杜占元要求，上海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观念优势和信息化基础条件优势，做好引领示范；围绕教学理念模式的深刻变革，探索推动应用；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贡献关键力量。

　  本报讯 全国高职高专党委书记论坛2014年年会日前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全国130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230多名代表参会。

　　本次年会围绕“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通过报告、访谈、互动交流、展览、考察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探索高职高专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促进高职高专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  周为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

尊敬的院校长（书记），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再次参加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年会。两天来，参加了大会，听了几个分论坛的讨论，突出的感受是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年会就像一个盛大节日。在这里，久违的同行相聚，共同深入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改革发展形势和任务，共同探讨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办法和途径，分享了经验，启迪了思想，提振了信心，明确了方向。我感觉到，这个“节日”非常好，主题非常鲜明，重点非常突出，交流非常深入。

    首先，谈谈对本次会议的感受。

    年会以“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教育部两位司长关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权威解读作为开场，充分体现了这次年会是高职战线深入学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又一次的动员和部署，符合时代的特点和形势的需要，所以会议主题非常鲜明。年会设置了“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分论坛，对高职院校章程的建设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深入研讨；设置了“职业教育和信息化”分论坛，展现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和趋势；设置了“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分论坛，探讨我国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基本标准和实现途径。这些都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更是今后一个时期高职战线贯彻落实《决定》要求需要着力推进的重点领域，可见会议重点非常突出。一天半的时间、七个模块的安排，形式丰富，讨论热烈，看得出，通过深入的交流，可以看出大家精神更加振奋、信心更加饱满，方向更加明确。这是我想谈的的第一点体会，会议很成功。

    第二，关于职教工作进展。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贯彻落实全国职教会精神任务艰巨，开局良好。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4个月来，教育部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工作重点就是抓落实，通过一项项具体工作，把习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重要批示、国务院《决定》这一系列关于现代职业教育顶层设计落到实处。目前看，贯彻落实工作起步良好，初见成效。在教育部层面，按照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相结合的思路，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动员部署，二是多种形式传达和宣传，三是推进重点改革。我们对照职教会提出的改革重点，我们拟订了教育部司局分工和配套文件制定方案，22个配套文件制定任务中目前已经印发了4个文件。四是强化落实。着手建立职教会精神落实督查机制，对照决定文本，细化任务分工、时间节点和和督查措施，建立信息采集平台，将及时收集各地贯彻落实的动态数据，定期公布督查结果。

    在省部级层面，截至目前已有6个省份召开了本省的职业教育工作会，20多个省份确定在年内召开。11个省份以省政府文件形式印发了实施意见或规划。这些文件在体系建设、校企合作、教师队伍建设和经费投入以及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等方面对国务院文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如：江西将重点制定一批中高职课程衔接标准，建立从中职到专科、本科以及专业硕士的课程设计和建设标准；湖南提出，规模以上企业接受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的岗位数不少于企业技术岗位数的10%，大中型企业每年提供的职业院校教师实践的岗位数不低于在职员工的0.5%，等等。可以看出，各地在结合本地实际，把国务院《决定》的“普通话”变成可以操作、落实的“地方话”，使政策真正落了地。

    就高职院校而言，如何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把国家的政策落细、落实、落小，在教育部层面也有了总体考虑。按照部党组的要求，在筹备全国职教会同时，规划了相关配套文件的制定工作。刚才说，共有22个文件，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是重要的一项。全国职教会后，我们组织力量，集中研究制定《行动计划》，力图在操作层面规划设计未来三年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方案。目前，《行动计划》文本已初步完成，正在向国务院相关部门、各地以及各行指委广泛征求意见。借此机会，我从两个层面就《行动计划》向大家作简要介绍。

    一是关于主要内容。《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三年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具体举措。在总的计划之下，包括12个“子计划”，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全局性、综合性的计划，共有4个，主要是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助推计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进计划、支撑产业发展能力提升计划、产教融合发展创新计划；二是推进教育教学关键环节改革的计划，共有3个，分别是“双师型”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计划、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高计划、德育工作质量提升计划；三是办学层面改革创新的计划，共有5个，分别是社会力量兴办高等职业教育支持计划、高等职业院校治理能力提升计划、质量评价制度建设计划、国际合作交流促进计划、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助推计划。

    二是主要特点。《行动计划》是高职领域的综合改革发展计划。第一，体现立体和综合。整个计划以高职改革发展为主线，体现了全新的现代职业教育、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和定义，包括了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贯通了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涵盖了高等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服务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三大功能。整个《行动计划》谋篇布局不局限于我们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司的业务范围，而是全面综合了教育部相关司局对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各项要求。同时在任务要求方面，强调了可操作性。第二，强调省级统筹。过去几年，国家设立了若干专项工程和项目，重点支持高等职业院校改善软硬件办学条件，效果非常显著，涌现了一批办学质量高、社会影响好的高等职业院校。今后，按照国家深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已是大势所趋。中央资金将按照因素法分配到省一级，由省级政府统筹资金用途和方向。省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发展教育的资源，同时也将肩负更多的责任。所以，在对中央与省级职责分工方面，明确提出，教育部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牵头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标准，省级政府是推动落实行动计划的责任主体。第三，细化了任务要求。为了使每一项任务要求更加清晰，除了文字表述，《行动计划》在每一个“子计划”后边都列了专栏，还在全文最后附有“任务细化一览表”。所有任务尽可能量化，使得任务一目了然。第四，重在分工落实。本届政府非常强调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强调落实也是这次全国职教会的突出特点，大家都知道，国务院《决定》就附有一张“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在《行动计划》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非常关注落实层面的工作。整个计划分为12个子计划、91个项目，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地方都逐一落实，全面开花、面面俱到。为确保落实，总的考虑是，在完成对《行动计划》征求意见并最终定稿后，将启动各地申报任务程序。申报的基本原则是自愿、自主。所谓的自愿，就是各地以省为单位，自愿申报具体承担哪些任务。所谓的自主，就是以省为单位，自主提出任务完成程度的量化指标。我部将在地方申报的基础上，汇总、协调形成落实《行动计划》任务布局表，完善任务细化一览表，与《行动计划》一并发布，作为今后落实《行动计划》的督促检查依据。

    目前，《行动计划》正在集中征求意见阶段。希望各位各位院校长积极参与，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谋划和建设高职教育美好未来。如果说《行动计划》是“施工方案”的话，那么未来一个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可以六个关键词概括。一是体系，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二是活力，激发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活力。三是质量，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四是融合，着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五是治理，提升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水平。六是氛围，营造高职发展良好社会氛围。

最后，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对校联会,希望校联会工作好上加好、再上新的台阶。一是希望进一步明确功能地位，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角色优势，团结和凝聚高职战线力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二是希望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拓展服务内容，把工作重心放在推进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上。三是希望进一步加强业务研究，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探索建立新型“智库”。四是希望进一步重视舆论宣传。希望充分发挥好高职高专网的作用，坚持正面引导，使大家瞄准方向、不为所惑、坚定前行。对高等职业院校，希望高等职业院校充分发挥改革创新主体作用。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决定》和《规划》都强调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希望广大高等职业院校抢抓机遇、敢为人先，以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为抓手，以专业建设为核心，以提升教育质量为落脚点，不断提升内涵建设水平，不断释放办学活力和改革动力，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年会即将闭幕，在这里，我谨代表教育部职成司向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感谢江苏省教育厅、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为代表们创造良好工作和生活条件所付出的努力！感谢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学生志愿者们为大会成功举办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让我们凝神聚气、开拓创新，共创高职教育美好未来！

    谢谢大家！

10月25至26日,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法治中国建设与法学教育改革”论坛在烟台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主办,烟台大学法学院承办,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协办。会议汇集了国家司法、行政主管机关的有关领导和国内高校、研究机构政法专业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实务界代表三百余人。会议以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背景,围绕高等教育改革、法律职业化建设、司法考试制度改革与法学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法学教育改革是重中之重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指出此次论坛召开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传达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精神,法学教育年会论坛第一时间在烟台召开,充分彰显了法律人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国的法治发展要以法学教育为基础,十八大已经对法治发展做出了科学判断,法治中国建设要求法学要更注重职业能力教育,信念教育,必须从国情出发,形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高等教育改革中法学教育改革是重中之重,教育界应该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联合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实施计划,加快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徐显明教授认为,礼法相结合,才最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才能成为今天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文化滋养。他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法治目标已经确定为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中国法治的最大特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及从中国实际出发,五点相结合即为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连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起,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芹在谈到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深刻领会时,他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领会体系内容,创新法制人才培养,组织编写、并全面采用国家级统编教材,提高法制人才队伍工作能力等五方面发表了观点。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培养人才结合的四个不紧密:即培养和需求结合的不紧密、教学和科研结合的不紧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不紧密、校内资源和社会资源结合的不紧密。

高教改革与法学教育治理体系创新

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杜承铭认为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现实和现代法学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法学本科职业教育目标必然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目标的实现最关键的又在于本科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构建、课程体系的设置和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试验教学平台的建设。

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友根提出案例教学目标应当就是法学教育的全部目标,案例教学应当是法学教育手段与方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陈寿灿认为大学教育应一体多元、多元复古、理论实践融合,课堂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中心。他还提出了精英课堂、网络课堂、创业课堂等多类课堂模式的建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部长刘仁山认为治理体系应该对法学教育有指导作用、促进作用以及监管作用,治理体系核心内容为提高法学人才的质量。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李树忠认为法学教育治理本身容易引起歧义,法学教育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的深水期,因此国家提出法学教育治理体系。

方志出版社社长、总编,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冀祥德认可了李校长关于法学教育进入深水期的观点,并说明了原因,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措施,最后对法学教育国标的尽快出台,早日实现法治国家建设寄予了殷切的期盼。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胡东以黑龙江大学为例进行汇报,对法学实践教学地位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表述,认为法学实践教育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学知识的培养,二是法律实践能力的提高,三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

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唐波对上海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做了说明与分析,并指出学校进行卓越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是以自贸区设立为契机来培养新人才。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跃进主要谈论了扩大法学院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呼吁大家争取自主权,为自己创立一个较好的办学环境。

法律职业化建设与司考制度改革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近年来的发展近况,运用案例说明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应当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有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山东政法学院李玉福书记对如何处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法学教育为法律职业化提供了基础教育平台。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陈敏德教授对当下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了论述,认为法学教育应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培养人才。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院长的发言主要围绕司法部在法治运行中的作用,认为应把法律职业化放在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进行探讨。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姚建宗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探讨的是司法考试制度改革问题,第二方面探讨的是法律职业化建设问题,第三方面提出应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导向改革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最后,姚建宗教授指出应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法治中国建设和法学教育改革

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焦富民指出,在四中全会的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发挥法治在现代社会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未来中国要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从法律大国走向法制强国,必须把法治队伍专门化、职业化的工作落到实处,实现法学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对接,最终达到受教育者职业能力与社会需求的和谐统一。

中央党校政法部王勇老师建议法学教育可以在教育学上实现互动,多举办学术性的讲座,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学习。另外,注重学生社会责任感,以法律思维的角度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办法。

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左海聪认为,四中全会给整个法学环境带来了生机。其中,它包含的创新性政策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机遇,在法治建设上创造了一个里程碑；它抓住了中国制度现实,为有价值课题的提出了可能；它为法律人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协同了人才培养机制；另外,它对整个法治服务队伍的建设有积极促进作用。

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周佑勇结合转型升级的法治体系总目标,倡导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核干部队伍的重要指标,把法学培养目标定位为法治人才。他希望,现今的法学应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越来越多的学科能与法学联系,法治人才队伍越来越符合复合型、应用型要求。

法律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法律职业化建设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高晋康认为,四中全会以来,法学教育发展有了新的指明方向,但仍需很多问题亟待克服,这就要求用实证主义精神去探究,找到解决超越部门阻力的新办法。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葛道凯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

大家好！

    参加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的年会，有两个突出的感受：一是有成就感。参会代表逾千人、个个神清气爽。高职人气这么旺，集中反映了战线同志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锐意进取的成果，展现了校长联席会议、中国职教学会等团体呼吁、呐喊的成效。每一所参会院校都带着创新发展的成功案例来参会，真可谓成果荟萃。二是有很大压力。面对这么多代表，怎么才能向大家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使每一所参会学校都能感受到有所启发。

    大家知道，6月23-2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接见会议代表并作重要讲话，刘延东副总理、马凯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出席会议，刘延东副总理和马凯副总理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重要讲话，10个单位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袁贵仁部长受国务院委托进行了会议总结。会前，2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6月3日，俞正声主席主持召开全国政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就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6月16日，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这是全国职教会的基本情况，应该说，内涵十分丰富。学习领会全国职教会精神，有三点体会和认识，今天与大家分享和共勉。

    一、把握方位，不为所惑

    不久前，一家媒体刊发了《高职学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的报道，我们仔细阅读了全文，如果单从内容看这篇报道还算比较客观，但是报道的标题歪曲了高职教育的现实情况，对职业教育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针对2014年高职招生的情况，我们发起了抽样调查，在全国1321所高职院校中抽取189所学校的招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剔除一些不完整的数据样本后，符合要求的样本共152个，包括国家示范校、省级示范校、非示范校、民办校等各种类型的高职院校。抽样数据显示，这152所高职院校今年的招生计划是48万人（全部高职的总招生计划是320万），其中的近40万安排在学校所在省招生，8万安排在外省招生。近40万的本省招生计划实际完成105.7%，也就是说高职院校在本省招生情况良好，又追加了5.7%的招生指标。外省安排的8万招生计划实际完成83%。本省招生和外省招生加起来，实际完成招生计划的101.9%，超额完成招生计划。由此不难得出，高职院校招生总体上不存在招不到学生的问题。那么被抽样的学校中遭遇“零投档”的有多少呢？数据显示，152所学校都安排了外省招生，总计招生省次1909个，出现“零投档”的省次77个，占4.03%，且“零投档”的招生计划绝大部分在5人以下，有些甚至只安排招收1人。总的来说，高职4%的“零投档”没有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不为所惑”，就是说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不为这些负面的、非主流的信息所迷惑。

    那么职业教育整体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呢？衡量职业教育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准是就业。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保持了很高的就业率，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5%，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90%以上，并且持续向好。中职毕业生就业情况具有4个特点：一是，加工制造类专业毕业生最多，占19.99%，就业率最高，达98%以上；二是，在本地就业的学生人数最多，而且逐年增加，达69%，这个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在缩小；三是，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人数最多，而且仍在逐年增加，达57%，这符合我国一、二、三次产业的发展趋势；四是，中职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但95%的毕业生在城镇就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农民是怎么转变成市民的。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毕业生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毕业3年后收入翻番，达到毕业当年收入的近2.2倍，增长117%，58%的毕业生3年内获得职位提升，这说明高职毕业生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二是，就业对口率持续提升，理工农类高职毕业生就业对口率达到64%。这些全局性的数据充分说明，职业教育的整体态势是好的，而且还在持续变得更好。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随时提醒自己：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对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贯彻得还不坚定。经常会听到一些同志问，我们高职院校什么时候可以升本。这说明办学理念还需要继续深化、强化。再比如，1300多所高职院校发展不平衡，既有一批好的学校，也有一批学校办得不够好，还不能够为区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学习领会全国职教会精神，首先要把握方位，把握好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整个教育发展中的位置，把握好单个学校在整个职业教育中的位置，不为所惑——不为困难所惑、不为假象所惑、也不为已有的成绩而过多陶醉，时刻保持清醒！

    二、把握精神，领会核心

    这次职教会描绘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蓝图，吹响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号角，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下一步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的突破性部署，对于在座的高职学校来说，直接相关的有4个方面。

    第一个突破：重新定义了职业教育的内涵。换一句话说就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教会后和会前所讲的职业教育，内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由“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技能型人才”发展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职教会后的职业教育既包括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专科阶段的职业教育，也包括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职业教育。可以看出，《决定》不仅要求改革职业教育，也要求调整和优化整个教育结构，对职业教育的重新定义也是对整个教育体系的重新分类。三是，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增加了“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

    第二个突破：明确企业也是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重大的理念创新之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但长期以来企业是以志愿者、帮忙者的身份参与职业教育的。既然企业是帮忙，那么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都无可厚非。《决定》提出要“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明确了办职业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企业的事情、也是企业的责任。对于如何发挥好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决定》提出了4个政策方向：一是鼓励。如，《决定》提出“鼓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二是激励。比如《决定》提出，“对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其办学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求的，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企业举办的职业院校现在有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支持渠道。三是要求。例如，《决定》要求“规模以上企业要有机构或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这个政策的最终落实，不仅将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也将解决整个高等教育的难题；《决定》还要求“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硬要求。四是立法。《决定》提出“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立法是根本措施。

    第三个突破：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我们有一个深刻体会：职业教育既是教育战线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事情，全社会都应该关心、支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如何汇聚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合力，需要创新体制机制，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把职业教育办好办强。全国职教会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内容很多。比如，《决定》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开展多元主体依法共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试点”等等。 今天参会的有很多行业组织代表，《决定》提出“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给予政策支持并强化服务监管”，要求行业组织发挥4方面作用：一是发布行业人才需求，二是推进校企合作，三是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四是开展质量评价。在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方面也需要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创新，《决定》提出“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让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学校决策中来，才能在机制上保证学校不会走向自我封闭。

    第四个突破：把增强针对性作为职业教育提高质量的努力方向。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成功经验，这一次《决定》不仅予以认可，而且进一步强化。关于增强针对性，《决定》提出了3方面的举措：一是坚持5个对接，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二是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决定》要求“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价”，把实习实训回归到教学环节这个基本定位。实习实训既是教育教学过程，就要有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和教学要求，也就必须要保证教学质量。三是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中国产品“走出去”了。中国企业走出去，职业教育也要跟着走出去，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同时也为当地人民的福祉服务。这是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要求。

    如果用一句话简要概括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句话可以是：“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所谓“同步发展”，就是职业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同步规划、与产业建设同步实施、与技术进步同步升级。由此，职业教育工作者要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只有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职业教育才会有生命力；社会各界也要确立这样一个理念：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要走得更稳更好，离不开同步发展的职业教育相伴相随。

    三、把握方向，坚定前行。

    如何把握今后一个时期专科高职院校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在做好各项日常工作的同时，要突出抓好4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科学布局专科高职院校的三大功能。《决定》明确提出了专科高职院校的三大功能。一是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这是我们多年来始终为之付出努力的。二是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这是技术技能积累最直接的载体。高职院校要和企业共成长、共发展，实现企业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相同步。三是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新中国成立以来，1990年是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出生了2802万人，此后出生人口一年比一年少；第一个低谷出现在1999年，出生1393万人；第二个低谷出现在2003年，出生1342万人。今年我国退休人口1775万。可以预见，今后十几年的时间内，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越来越少，退休的越来越多。这个数据说明，在新的人口形势下，高职院校如果仍只关注十八九岁的孩子，可能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和动力。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接近3亿，到2034年将突破4亿。这要求传统的学历教育之外，高职院校必须承担起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既包括全日制的人才培养，也包括通过社区教育、终身学习，促进人的持续发展。只有实现专科高职院校三大功能的科学配置，才能实现国务院决定提出的“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

    第二件事情：做深做细内涵建设。通过上面的人口数据，大家不难得出，我国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阶段毕业生越来越少是大趋势，高职的生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决定》提出“三提高”的招生要求，即“适度提高专科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本科高等学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招收有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这将进一步改变高职以普通高中生源为主的生源结构。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高职院校生源将逐步变为既有普通高中毕业生、也有中职毕业生，还有具备实践经验的学生。如果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仍然仅仅单一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将无法满足多元化生源的多样化需求，学校将失去竞争力。再有，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企业如何真正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来，也需要认真研究。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实践、总结，就会错过机遇、落后于人。

    第三件事情：果断改革高职招生考试。大家知道，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如何通过改革考试招生，把适合的学生吸引过来，是所有高职院校都无法回避的命题。如果还沿用过去那种考语文、考数学、考外语、考计算机的方法，不仅很难选择到适合高职的学生苗子，更严重的是将对中职发展形成冲击，会把职业教育引向升学教育、走“回头路”。我们职教战线几百万教职员工十几年奋斗总结出来的经验，可能仅仅因为考试招生政策没有制定好、执行好，而毁于一旦。因此我们呼吁，高职院校招收中职学生，一定要考技能。要营造就业能力越强，拥有的继续读书机会越多这样的职业教育文化。这样，高职会办的越来越好，中职也会办的越来越好。

    第四件事情：关注学分的积累与转换。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多种学习成果”，包括全日制学习成果，也包括非全日制学习成果，还包括非学历学习成果。这些成果如何实现转换？目前教育部正在加紧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密切关注，不断研究，一旦政策出台，能够结合学校实际予以推进，这也是为高职院校实现“三大功能”科学布局提供新的支撑。

    相信，只要职业教育战线的同志们把握了方位、把握了精神、把握了方向，职业教育一定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有信心、有毅力去创造这个更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本报上海11月4日讯（记者 董少校）上海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今天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教育部正制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教育信息化已被纳入指标体系。

    杜占元指出，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坚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一核心理念，坚持应用驱动、机制创新两个方针的基本思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全面实施，“三通工程”快速推进，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教育信息化培训工作等取得明显进展。

    杜占元提出，教育部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2020年教育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正在制定的指标体系，教育信息化是主要指标之一，从建设和应用两个方面反映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特别突出信息化应用，体现出教育信息化的带动作用。

    杜占元要求，上海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观念优势和信息化基础条件优势，做好引领示范；围绕教学理念模式的深刻变革，探索推动应用；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贡献关键力量。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陈锋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

    今天，非常荣幸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年会上给大家作汇报。这是我首次参加高职校联会年会，看到会议规模如此之大，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形势，令人十分振奋。刚才，葛道凯司长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讲解了如何把握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要点和关键环节。在这里，我作个补充发言。

    部党组在审议《决定》和《规划》时，袁贵仁部长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出了一个非常清楚、深刻的战略判断：这是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和教育制度的重大创新。《决定》和《规划》虽然说的是职业教育体系，但实际上真正要做的是对整个教育的宏观结构进行调整，是希望通过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对于职业教育的同志来讲，要把职业教育放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放到教育现代化的全局，放到现代教育体系的全局，来思考学校的定位。也希望职业教育战线外的同志更好地理解全国职教会精神，理解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从大的方面讲，这是全党、全社会的事情；从教育系统来讲，这是与各级各类教育都密切相关的。下面，我就从这个角度，向大家汇报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经济社会背景

    概括起来是3句话、12个字：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就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变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变革最核心、最重要的动力。《决定》和《规划》都强调技术进步对教育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要求，以及技术进步对职业教育变革的影响和职业教育在技术进步中应承担的责任。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速放缓，如何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需要靠“技术进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先进产业技术转移应用。对教育战线来说，服务先进产业技术转移应用成为关注的重点，此类人才培养的规模要占到较大比重，不管是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还是高职院校创新发展，最核心的着力点也是如何加快先进产业技术的转移和应用，如何加快技术技能积累，从而使每一个产业、社会每一个领域创造价值的能力不断提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技术进步推动了原有产业升级发展；二是出现了大量新兴产业。这对产业人才提出了两个新要求：一是，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升级要求一线劳动者能力升级，更多的劳动者需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与培训，掌握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术和技能。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动力。世界各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主要增量都是高等职业教育。二是，由于大量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需要培养大量新的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产业升级所带来人才结构调整，可概括为两个80%，即：人才队伍中的80%是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中的80%是复合型人才。我们要根据国家产业升级需求对人才培养结构、教育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第3句话是“创新驱动”。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三级跳经常跳不过去。这“三级”中，推广应用领域人才需求量最大；没有推广应用，就不可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如何把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把先进的产业技术、把自主创新的成果转化到生产实践中去，转化到生活实践中去，转化到社会实践中去，转化到文化实践中去，这是职业院校应承担的任务。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职业院校使命艰巨，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职教界一直强调“产业链”概念，要求把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统一起来，按照产业链的要求来组建专业群。我们还要把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结合起来。这“三链”和“三级跳”，决定了高职院校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也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履行使命。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是当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最大挑战，无论是谋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是谋划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归结起来都是根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确定国家人才培养的总体格局。这是最大的规划、最大的质量、最重要的改革创新，是关系到整个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决定》和《规划》给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要求学校突破关门办学的思想束缚，敞开思想、敞开胸怀，拥抱新兴产业发展、拥抱新的技术革命、拥抱新的工业革命。这是决定每一所学校能不能发展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全国职教会基本解决了，能否落到实处，取得创新发展，下一步要看地方和学校是否能真正有所作为。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两方面来看，指导思想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就业导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就业为导向，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职业教育，最基本的职责都是促进就业。评价任何学校都有一个底线标准，对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来讲，底线标准就是“就业”，通过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和长期职业发展能力来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目前我们也在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价系统，围绕“就业”这个基本点，综合评价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对学生的贡献和对社会的贡献。

    第二句是“系统培养”。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带来了对多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人才需求是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要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要求，系统培养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第三句是“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核心的性质、最重要的灵魂，也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路径。我们经常讲高等教育要多样化，但十几年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靠内向化的评价、封闭式的发展、人为的规划，不可能形成特色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高校只有服务多元需求，在实践中找准类型定位，坚持开放融合发展道路，才能走出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对职业院校来讲，坚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就必然会实现特色化、多样化发展；通过产教融合这条道路，高等教育同构化和同质化的问题，也能予以解决。

    第四句是“全面发展”。高职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学习者的职业发展、人生幸福奠定基础。

    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就业导向是方向，系统培养是结构，产教融合是机制，全面发展是目标。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用4个词、8个字来概括。第一个词是“贯通”。要贯通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到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贯通的前提是就业导向、产教融合。没有就业导向、产教融合，就没有贯通。

    第二个词是“衔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衔接，搭建起人才多样化成长路线图。要真正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画清学习者的成长路线，把在衔接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隐性变成显性、从抽象变成具体，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把这条路连通起来。

    第三个词是“立交”。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角度来讲，“立交”更多体现为怎样建立教育和就业的旋转门上。教育、就业，再教育、再就业，是学习型社会中人成长最普遍的路径。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士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都充分体现了这个规律。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框架存在着把各类教育封闭分割的倾向，我们要按照“立交”的要求，打破“各自为政”的思维，把教育作为一个有机体来认识和规划。要打通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的界限，大部分人认为只有课堂学习才是学习，不认可课堂以外的学习方式。这不是一个科学的理念。“立交”不仅是衔接好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更重要的还要把教育和就业的“旋转门”建立起来。

    第四个词是“融合”。要建立有效机制，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与产业相融合。特别是学校与所服务的产业、所在的城市、所在的社区，都要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过去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结合得不是很好，目前职业教育已探索出了一条路径，走好产教融合这条路就能真正迎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春天。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说明高等教育结构有问题，还没有调整到位，这种情况下，不能过快增加高等教育规模总量。办学校必须要创造价值，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规模越大，创造的社会价值应该越多，就能更加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毕业生就业难恰恰说明高校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没有形成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正循环。基于此，建立高等教育开放融合的发展机制是“十三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转变观念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要的也是最难的是转变思想观念。重点要转变4方面的观念：一是从精英高等教育思维转向大众化高等教育思维。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结构中，塔尖的话语权远远大于塔基，一百所高职院校发出的声音不如一所985院校发出的声音影响大。再者，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大部分接受的是精英教育，思维方式受到精英思想的影响。只有转向大众化教育思维，站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的结构，才能促进人才培养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相适应。

    二是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短缺经济时代所有的产品都有需求应对，短缺经济结束后，则必然要求把提高质量、调整结构、技术进步放在重要位置，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始终是在调整经济上。同样，在教育短缺的时代，毕业生拿到文凭就肯定能找到工作，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质量问题、结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起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机制，需求倒逼改革。

    三是要把创造价值作为评价学校的基本标准。教育的方针是为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具体到评价标准就是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要为经济社会创造价值，要为学习者创造价值。在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基础上，要明确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基本定位和价值标准。对研究型大学，评价的标准主要是要按照国际标准评价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按照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评价社会贡献；对应用型大学、高职院校，重点要评价对行业、区域、社区所作出的贡献。虽然具体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看是否创造了价值。

    四是要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中也要求 “知行合一”。 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行脱节的问题。如何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是贯穿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基础科学研究要和科学实验相结合，才能真正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职业教育、应用技术教育要跟生产实践、生活实践、社会实践、文化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培养行业企业欢迎的有用人才。

    高职院校领导作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者，要具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对照的精神。自我反思就是针对传统观念去反思，自我对照就是不断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划要求相对照。如此，才能始终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四、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与高职院校的关系

    《决定》和《规划》提出，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很多高职院校对此意见很大：为什么不允许高职院校升格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有意见很正常，但这存在一个误解。关于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发展，分为政策和制度两个层面。政策上，通过示范引领的办法，选择一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本科转型做试点。制度上，要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政策具有当前性，制度具有长远性。高等教育结构需要根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大的战略布局，转型发展是整个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引导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是三个方面的交汇点。第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主要出在一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身上，这些院校必须转变办学模式，转为应用技术类型，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加快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第二个方面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经济转型对人才转型、产业升级对人才升级的要求，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第三方面是搭建学习型社会人才成长立交桥。当前人才成长立交桥存在断点，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继续学习深造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只能到普通本科院校接受学历教育、知识教育。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学习型社会只能是一部分精英的学习型社会，而不是大众的，不是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一批本科院校转型后，可以搭建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继续学习深造的上升通道，满足他们职业发展的要求。基于这三个方面需求的交汇，转型发展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

    从长远的制度角度来看，应用技术本科学校将有三个来源：一是新建，二是转型，三是升格。这里首先要明确转型发展与高职院校原则上不能升格，并不相互冲突。高职院校原则上不能升格，是延续下来的政策；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针对现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所提出新的政策。但从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角度讲，今后随着院校设置制度的改革，“升格”这个概念一定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一所高校的类型、层次如何定位，关键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所以，随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启动，各地必须抓紧做好高等教育结构安排的需求论证工作。但也必须承认，转型发展跟高职院校密切相关，会强化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竞争，从宏观上来看，这是好事。在当前政策下，高职院校不要再无意义的盯着“升本”，不管升不升，都要坚持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高职院校必须坚定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按照《决定》和《规划》的要求，进一步激发自身办学活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说明有的学校已经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的基础和条件。我们要有信心！

    希望高职院校领导都能深入转变观念，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格局来考虑问题，从教育结构调整、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真正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决定》和《规划》的改革部署，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人民网成都11月2日电 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发展？今日，在“2014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校长唐开平做了《区域视角下的中职校专业建设路径探讨》主题演讲。

他认为，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逐渐异化成培养“考试机器”的工具。这种现象也深深地影响着职业教育，人们更多地认为职业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具有服从意识、规则意识、标准意识和操作能力的产业工人，而忽略了学生作为人的存在及发展需求，也忽略了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更需要具有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员工这一现实要求。

唐开平介绍，学校在选择专业建设路径时，不仅仅考虑学生毕业后能否获得工作，还从区域的视角，更多地考虑他们的终身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活品质。

“在专业设置，不是盲目追求新奇和热点，而是考虑到学生的职业生命周期和发展空间，认真考察产业可能的生存期和职业准入标准，同时，也考虑学生能否通过这个专业通道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在接下来的专业开发中，唐开平说，学校选择了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与它的准入标准对接。“我们充分与企业家、技术专家合作，使我们的选择能适应区域性产业的需求，让全域内的企业都认同我们培养的学生。”

　  本报南京11月3日讯 11月1日至3日，由教育部主办的2014年“凤凰创壹杯”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在南京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鲁昕指出，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自2010年举办首届比赛以来，大赛逐年完善、不断创新，由最初的中职赛事发展为一年一度、中高职全面覆盖的职教盛会，在职教战线形成了“学生有技能大赛，教师有信息化教学大赛”的可喜局面，推动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竞赛组织体系，突出了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办赛宗旨，培育了一支坚强有力的职教信息化教学队伍，建设了一大批信息化教学资源。

　　鲁昕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央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是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今后一个时期，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要求，以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为抓手，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工作，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一是坚持育人为本，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二是坚持学生中心，创新教学模式；三是坚持教师主体，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四是坚持应用驱动，探索优质数字资源开发与应用机制；五是坚持科研先行，做好课题研究；六是坚持服务教学，办好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据了解，今年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37个代表队的726件参赛作品，参赛教师1468名，保持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计划单列市的全覆盖，参赛作品、参赛教师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倪秀）15分钟的全英文的谈判，一边是由裁判扮演的进口商，一边是学生扮演的国际贸易师，谈判桌上双方智慧地较量着。11月2日，第四届全国国际贸易职业能力竞赛在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国36所院校的120余名选手通过模拟货物贸易出口业务，在比赛中提升职业能力。

　　“人才培养不能脱离企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比赛能让学生有较为真实的职场体验。”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副院长向宏志说，比赛裁判由行业、企业、学校三方组成，这为三方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据介绍，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推行“双主体”教学，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同时成立由企业、行业参与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定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带队教师林娟介绍说，本次学校组织了2支队伍参加比赛，希望通过这样模拟实战的比赛，让学生了解行业、企业的具体要求，以赛代练，以赛促教。

　　据悉，本次比赛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涉外类专业协作委员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商务职业学院承办，吸引了本科、高职高专、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不同层次学校的参与，分为国际贸易师组和助理国际贸易师组两个组别，以货物贸易出口业务为模拟对象，共设出口方案设计、出口产品营销、出口业务核算、出口贸易谈判、出口合同执行五个竞赛模块。

    近日，山东省人社厅、财政厅出台《关于在全省创建创业大学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到2014年年底，有条件的市力争建立1所创业大学；到2015年年底，每市至少要建立1所创业大学；自2016年起，创业培训任务全部由创业大学承担。

    山东省这种创业大学是集教育、培训、实训、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非学历创业创新人才培养载体。这种“孵化器”式的教育机构，无疑为一些苦无文凭、但又有一定能力的人提供了平台。创业是很多人的梦想，但现实中有能力以及财力的制约，更有着环境的种种障碍。在政府不断鼓励创新与创业的同时，通过教育给创业者们提供空间，这是很好的探索。它将发展职业教育与地方积极促进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很好的以教育带动就业的模式。

    不过，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目前主要可能还是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期盼，也许日后会选择创业，但眼下先掌握一门技能是关键。而且，对很多企业来说，也缺乏技术性的专门人才。就大环境而言，在保证就业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之下，职业教育的地位也不断上升。这非偶然，在各种就业压力中，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不仅是扩招之后的结果，也是因为相关教授内容与市场需求并没有最大化的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将一部分可造之材转为职业教育，突出他们的特长与技能，将是一剂较好的改革良药。而且，这已有先例，德国的双轨制教育模式常被人提起，即大学并不是唯一出路，学生如果不喜欢学术型的大学，可以选择职业教育学校学习一门技能，这种教育因人而异，选择性较大，也就很好地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想而知，在学生们学习了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并且有一技之长后，他们在市场与社会中的竞争力是较强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就得到了极大发展，主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这类职业技术学校为我国经济腾飞培养了大批可用之才。要想职业教育再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不断向高等教育延伸，还需全社会更新观念，并且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为此改革目标助力。

首先，我国历来重视文凭与学历，这无可厚非，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文凭是其中浓重的一笔，无论是择业还是择偶，文凭都占据了很大的分量。更何况，在过去的岁月里，跳出农门几乎唯一的有效途径就是考大学。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应该意识到能力更为重要，如果只有文凭而无能力，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很快会败下阵来。职业高等教育，同样可以造就一批有特长有能力的有用之才。

其次，良好的制度设计是保证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重要方面。应该尽快、积极推动教改中的大学教育改革，学术型大学与职业教育大学的双轨制，可以选择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先进行试点，逐步积累经验，然后再推广。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应该积极提供财政支持，对地方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给与扶持。一个系统的、规范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好处不证自明，双轨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尽快从促进全社会就业的角度进行论证与推进。

李华 绘

    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受到诟病最多的是放羊式的企业实习，学生在企业里只做不学，沦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现代学徒制，人们很容易把它与“企业廉价劳动力”联想在一起。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是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

    ■关晶

    规模发展与质量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规模发展，往往是学徒制传统薄弱国家启动现代学徒制改革初期的优先战略。因为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激励更多的企业提供学徒岗位，吸引更多学生选择学徒制。然而，如果没有良好的质量作为保障，现代学徒制终究难以持续发展下去。综合不同国家对现代学徒制的质量保障措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教学标准的制订

    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所有国家，都制订了统一的学徒培训教学标准。在瑞士为“职业培训条例”，在德国为“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在英国为“学徒制框架”，在澳大利亚为“培训包”。

    这些标准由国家部委级单位组织利益相关方（以行业、企业为主）共同制订，对学徒完成培训所应该达到的知识技能水平做出了明确、细致、统一的要求，有的甚至还规定了教育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所有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企业或培训机构都必须按这一标准开展教学。它是所有国家保障现代学徒制质量的基础性措施。

    它对于保障现代学徒制质量的意义是：（1）明确了企业的培训义务，避免学徒在企业“只做不学”；（2）规定了明确的培训任务，避免不同企业、学校在学徒培训上的质量差异；（3）保障了学徒全面而可持续的发展，避免学徒的学习过于褊狭。

    教学过程的监管

    在学徒培训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方共同监管的质量保障方式。监管主体包括教育部门、劳动部门、行业组织以及职业学校等。

    在监管过程中，许多国家还开发了多样化的监管工具。比如“联络/管理手册”和“跟踪单”是法国现代学徒制教学过程监管的主要工具。“联络/管理手册”是法国学徒培训中心与相关行业委员会合作建立的，它包括了受训者身份、培训时间表、访问企业的计划、以及学徒培训中心和企业的具体培训项目单元与内容等信息。通过它，法国的行业委员会可以跟踪检查学徒的学习情况，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跟踪单”是学徒培训中心设计的辅助性教学跟踪工具。学徒用“跟踪单”记录他们在企业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学徒培训中心则通过查看学徒记录了解其在企业的学习进展。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

    教学结果的评估

    教学结果评估的对象是学徒。在那些结果导向的国家里，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到企业或教育机构获得的公共拨款。

    比如在英国，只有学徒通过了学徒制框架要求的所有认证考试，企业和教育机构才能收到最后1/4的经费拨款。学徒考试通常由独立于职业学校和企业的第三方机构来开展，比如行业协会或专门组织的考试委员会。考试的内容亦是综合性的，既包括实践，也包括理论，形式主要包括现场操作、书面考试和口试。

    教学结果评估严守了现代学徒制“出口关”，从而对质量保障起到了关键作用。

    教学条件的保障

    教学条件保障是指对现代学徒制教学软硬件的要求，主要包括教育机构资质、企业资质和师资要求。

    在教育机构的资质要求方面，由于大多数国家承担学徒制教学任务的是各类职业院校，对它们办学条件的要求与其他类型职业院校并没有太多区别，也不需要特殊的认定程序，但要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评估。个别国家采用了“注册制”来突出对教育机构的质量要求，比如澳大利亚，开展学徒培训的教育机构必须是达到“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标准框架”（AQTF）的“注册培训机构”。

    对企业资质的要求，在各国分化较大。像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企业的资质几乎没有硬性的条件规定。而在大部分国家，如丹麦、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开展现代学徒制。想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企业必须首先得到相关资格审查部门的批准，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硬件条件、拥有的企业培训导师资源、开展学徒培训的一般计划等。

    师资要求方面，各国对职业院校教师（普通文化类/职业教育类）都有明确的任职要求，其中对职业教育类的教师一般要求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但对企业师傅，大多数国家没有严格的资质要求，只有少数国家例外，比如法国要求企业培训师必须拥有至少与学徒制项目的职业资格相当的资格认证以及3年以上工作经验；德国规定企业培训师必须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且为技术员学校或师傅学校毕业，还要接受过职业教育学和劳动教育学的专门培训。

    质量是现代学徒制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保障现代学徒制质量，当然其中亦有对客观现实的妥协。我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启动时期，规模发展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然而，如果忽视了质量，改革一定长久不了，上不了规模。因此，控制好质量，为现代学徒制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是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教学标准制订、教学过程监管、教学结果评估和教学条件保障，这些工作都非常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开展起来。总之，如果说规模着眼于当下的话，那么质量代表着未来。我们要可持续地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就必须追求规模与质量的统一、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案例】

    英国：

    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发展

    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现代学徒制时，规模扩张被放在了所有战略的首位。在一系列激励措施之下，英国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二十年来，英国学徒人数从最初的几万人增长到现在的几十万人。

    然而，质量问题也接踵而至。不少重量级的报告纷纷指出，英国学徒培训的质量不容乐观，表现为学徒的最终通过率较低，企业与培训机构不适当地缩短学徒时间等。质量问题成为了制约英国现代学徒制继续发展的瓶颈。

    因此，近几年来英国政府的现代学徒制战略也从“规模优先”转向了“规模与质量并重”。“质量”成为了近几年英国现代学徒制所有重要文件的热词，如2008年白皮书《世界一流的学徒制》、2013年白皮书《英格兰学徒制的未来》等。因此可以说，质量保障是现代学徒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链接】

    学徒制两种质保范式的由来

    从国际比较来看，现代学徒制的质量保障范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结果控制，盛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英国、澳大利亚为典型，它强调依学徒培训的质量标准进行目标-结果管理，对过程性要素的管理较为灵活。另一类偏重过程控制，多存在于德语系国家，以德国、瑞士、奥地利等为典型，表现为对现代学徒制所有投入要素一系列的严格规定。

    这两种范式产生分歧的原因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实践层面，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缺乏职业教育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它们急切需要的是让企业和学徒愿意尝试现代学徒制，让现代学徒制开展起来，为此它们不得不在质量问题上进行妥协。二是理念层面，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两类国家的职业观、能力观和资格观，在根本上是有分歧的。英文中职业（vocation或occupation）的词义主要是与谋生手段相联系的，带较明显的功利主义；而德语的职业（Beruf）一词，更是一种“天职”，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受人尊重的社会身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能力的理解更多是具体化、专门化的，或者说是“技能（skill）”；而德语系国家则强调能力的多维性和整体性，它是综合的“胜任能力（competence）”。因此，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只要达到某种技能或业绩标准，就是好的学徒培训，学徒就可以获得从业资格；而德语系国家则坚持认为必须经过特定的培养过程，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从业者，从而授予他们从业资格。

    新建地方高校转型为职业院校不但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一般认为，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具备率先“转职”的优越条件。其实，新建地方师范院校也应走在“转职”的前列，成为职业教育高水平师资的重要孵化基地。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下列三大原因：

    一是新建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供过于求。多年来，在全国各级各类高校中，新建地方高校的就业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特别是2012年，更是在所有类型高校中垫底，其中师范院校的就业率更低。

    原因是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携子女入城务工，导致原有的农村生源严重不足。农村学校不得不进行撤并，对教师需求锐减。另外，若干年前，许多边远地区农村为了填补师资匮乏的空白，曾招收数量不菲的民办教师应急，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摸索，不少人已经牢牢地站稳讲台，并成功转型为公办教师。然而，这些年来，新建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却与日俱增，这些“萝卜”既不能进入业已“坑”满的农村学校，更无力在城市与名校的师范生竞争，只能被迫改行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非师范工作。

    正是由于“出口”最难，其“进口”同样面临淤塞的窘境。在同层次高校中，以工科或其他方面见长的高校，受欢迎程度远胜于师范院校，它们能够超过最低分数线招录。后者则不得不连年降分招录和补录，而且报到率持续走低。连年的招生与就业双重低迷让这类高校举步维艰、尴尬不已。所以，及早“转职”可以逐步消除这一劣势，达到“进口顺”、“出口畅”的理想效果。

    二是职业教育的师资供不应求。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然而，长期处于“末等教育”状态下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差距巨大，尤其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正在掣肘其健康发展。目前，除了极个别技术师范大学为职业教育培养少量师资外，我国各类师范大学基本上与普通教育对接，呈现出严重不对称、非守衡状态。职业教育的师资短板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自身教育教学质量。虽然近年来高职和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屡创新高，可是其就业质量与高就业率并不成正比或正相关，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职业教育解决师资的重要途径通常是从企业聘请技术人员或派教师去企业进修提高，两者的优点和缺陷都同样突出。企业技术人员擅长操作，却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知其然”，最大的缺点则“不知其所以然”。而教师去企业进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因此，他们教给学生同样是机械式、低水平的“是什么”，而缺少更高层次的“为什么”。相反，如果新建地方师范院校成功转型为应用技术师范大学，教师本身既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能具备丰富的产业经验和工程实践，属于典型的双能、双师型“高级教练”，将会有效缓解职业教育中“为什么”的困惑。

    三是新建地方师范院校及早“转职”将在未来职业教育领域大显身手。“转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脱胎换骨过程。它需要全校上下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行动转变，需要承受来自世俗和其他高校的各种压力。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如果及早“转职”，必将能够率先占领急需大量优秀师资的职业教育高地，并不断在新领域取得新成就。同样重要的是，“转职”能够更好地彰显大学的四大功能——培养更多国家急需的高技能师资人才，更好地将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有机地结合，更加高效地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更加有利于传承与创新中华职业教育文化。

    总而言之，新建地方师范院校“转职”是大势所趋。晚转不如早转，被迫转不如主动转。观望等待、裹足不前都将违逆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潮流。一旦个别顶尖师范大学率先迈出“转职”的步伐，将会迅速引发“头羊效应”，形成“转职”的巨大磁场。届时，自己只得“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继普通教育的失意者之后，再次成为职业教育的落伍者。

    （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高职生“DNA”：

    渴望改变 崇尚技能 

    向往创业 懂得感恩 

    知足常乐 坚韧质朴

    和以往不同，过去的这个暑假，宁夏职业技术学院（下称“宁夏职院”）院长撒承贤的接待任务明显少了。可撒承贤也没闲着。他组织了一个小分队，自己带队，深入宁夏各地，到基层一线，去寻访已经毕业的学生。

    整整一个暑假，这个高职校长走企业、下工厂、进牧场，共见到51名毕业生，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并整理形成了28万字的笔记。他走访的这些毕业生来自宁夏职院各个专业，有的刚离开校园，有的已在职场打拼多年。

    “不光是社会，就连我们自己都对高职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撒承贤觉得，在当下社会中，很多人都会觉得高职生学校基础差，自卑、不求上进，混日子的多。而在现实当中，当他深入接触自己的学生后，才真切地发现，高职生也拥有高尚的品格，不张扬、不气馁，脚踏实地，坚韧不拔。

    一路行走、一路访谈，撒承贤在用心感触着高职生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独特品格，他将此归纳为六个方面：渴望改变、崇尚技能、向往创业、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坚韧质朴。

    “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遗传基因一样，高职生也有不断传承的气质和品格，这就是高职生这个群体的‘DNA’。”撒承贤说。

    学生不认识校长 校长走基层回访学生

    撒承贤缘何要下基层，回访自己的学生，这还得从5年前说起。

    2009年8月，刚从宁夏大学调任到宁夏职院，学校安排第一次调研，撒承贤并没有去各系、处，而是利用10多天时间，走访了十几家企业。检验职业教育的试金石在企业，他想了解企业对学校办学、对毕业生和实习生的反映，以及企业的需求。

    此间，在企业召集学生开会座谈，深入学生工作实习的车间慰问，撒承贤发现高职生和本科生有不同的地方，“学生们大都不知道校长是谁，组织开会交流也不那么积极。”他还注意到，他的这些学生却和企业的经理、员工都很熟络。

    “这表面上看仅仅是学生不认校长，从深层次来讲，则反映出了学生对学校归属感不强的问题。”撒承贤分析道。在后来的工作中，撒承贤经常到企业调研，走访了将近100家企业，同样他发现，学生普遍更认可企业，对学校的归属感不强。

    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只在企业实习一年，为何会更认可企业？其根源何在？撒承贤在思考这些问题。“一直想着用什么方式去探寻一下究竟。”思来想去，他还是想从学生那里找到答案。

    今年暑假，接待任务减少了很多，撒承贤决定利用假期，深入到学生工作的企业、工厂，集中找一批学生进行回访。“看看毕业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了解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听听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的意见建议，再做一份鲜活生动的毕业生就业报告。”带着这些问题，撒承贤找了几个年轻教师，驾着私车，奔走在宁夏职院毕业生们奋斗的车间、厂房、牧场、公司，一起分享他们奋斗的收获和困惑。

    校长了解学生的情况，跟学生沟通交流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包括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可撒承贤却选择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一个教育工作者，要是不了解学生，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规划和办学，但是了解学生，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真正需要什么。”撒承贤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通过座谈会根本没办法完成。

    选择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撒承贤的启发也是来自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的10名学生参会，规定一人两三分钟时间讲话，可由于时间和场合的原因，他发现大部分学生讲的很笼统，缺乏真情实感。但其中一个学生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

    “他说当初在学校时感觉学的东西没用，但到企业后发现都有用，后悔没有好好学习。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对在校生会有影响，后来我又想，如果把这些发言再深挖一下，可能会有更多的故事和想法。”撒承贤说。受那次座谈会启发，此次下基层回访，他选择了“一对一”的访谈，要看到学生工作生活中生动、鲜活的状态，了解他们最真实的心声。

    为了能广泛接触到学生，起初撒承贤让每个系提供了一份名单，由专门的老师去联系。可后来，才发现那个名单没意义，有些人联系不上，有些人则在外地。而实际上，只要见到第一个学生，经同学互相介绍，找到下一个学生很容易，也更随机。这样一路回访，没有特定的对象，撒承贤接触到了学生最真实鲜活的工作生活状况。

    按照以往的经验，撒承贤发现学生见到他大都很紧张，不敢说话。为了让学生打开话匣子，敞开心扉和他交流，撒承贤做足了功课。他认真研究柴静做的电视访谈节目，学习其中的技巧，还研读了国内外经典的心理学著作，同时，他还对要走访的学生所在的行业和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以便拉近距离，增加共同语言。

    学生见校长惊喜  校长被学生感动

    撒承贤清楚地记得走访的第一个学生。小俩口开一家宠物店，他们一行一大早就到了店门口，当时宠物店刚刚开张，小俩口正忙着布置宠物治疗仪器，还在接待几个顾客。为了不打搅生意，撒承贤一行在门口等了约半个小时，才进入小店。一说来者是自己大学的校长，当时小俩口就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撒承贤和他们坐在一起，唠起了家常，两个人的话匣子才渐渐打开了。

    就这样，撒承贤决定把访谈地点放在他们平时工作生活的场景中，同每个学生进行1小时左右的深入交流。在臭气熏天的牧场、在噪杂的车间、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校长和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聊工作、谈生活，一起回顾在高职学习三年中的收获，反思工作后的欠缺和困惑，畅想未来的生活。

    该学院生命科学技术系06级学生马龙已是一家牧场的经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校长会来到他的牧场，关注他的就业创业之路。在马龙的记忆中，大学校长的印象已然模糊，撒承贤的到来，让他心里暖意涌动，也不禁回顾自己的大学，以及走出校门一路的奋斗与艰辛。

    从进入宁夏职院起，马龙就边学边在自家的牧场做实验，更多的时候，对他的新实验，父亲都会很不屑，“觉得是在瞎折腾”。

    马龙坚持己见，在奶牛饲养、防病害等方面学以致用，逐渐得到了父亲的信任。看着儿子能行，大学毕业不久，父亲将牧场的重担交给了马龙。新婚第三天，马龙携新婚妻子从家里来到了牧场上，调配饲养、为牛羊看病、清洁环境卫生……从此小俩口再也没有清闲过。

    “从学校出来，我们是零起步，这些房子和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真的是一段辛酸史……”在校长跟前，生物工程系11级学生任静敞开心扉，讲述着他和团队自毕业以来一路打拼、自己创业的艰辛历程。

    从刚开始不想学，到后来在老师的引领下喜欢上自己的专业，2007级广告设计专业学生杨丽如今已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回想起起初的创业路，也是有很多感慨。

    她的复印店刚开张时，由于为了省钱，租的店面比较偏僻，无人问津。无奈之下，她就去附近的建材城发名片，偌大的建材城、挨家挨户地走，一发就是一天，脚掌都磨出了水泡，还在坚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高职生普遍的生存状态。”走一路、听一路，撒承贤不禁为学生们质朴的心声和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所感动。他忽然发现，眼前的高职生是如此的实在而鲜活。

    启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呼吁社会换一种视角看高职

    每到一处，撒承贤就会来到学生们生活工作的场景中，有凳子的地方坐着聊，没凳子就站着；每次访谈，他都会像一个长者，从家长里短开始聊，询问学生们毕业以后走过的足迹。访谈开始时，有些学生也会紧张，但看着撒承贤说话很真诚朴实，没有丝毫领导的架子，也就放开说了。马龙、任静和杨丽他们的奋斗故事，回访的每个学生都会跟撒承贤讲，说到动人处，学生们潸然泪下，撒承贤也一次次被感动着。

    “他们没有自卑和气馁，很少抱怨社会和家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尽力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是一个个好母亲、好父亲，是一个个好员工、好下属，他们凭本事吃饭，用自己的双手耕耘着生活。”撒承贤说。

    撒承贤接触的学生中，很多都是贫困家庭出身，他们参加工作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自觉地承担起家庭重任，很多人挣了第一笔钱，都会全部寄回家，也有一些学生会带着自己的父母去旅行。“我们的学生多么质朴，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珍贵的品质！”撒承贤感慨地说。

    走一路，听一路，撒承贤反思一路。

    “学生归属感差，主要原因还在学校，学校做的太少，对学生关心不够，提供的支持少，学生不靠你，也不求你，肯定归属感弱。”撒承贤似乎找到了学生对学校归属感不强的原因。

    “要用更强的爱心和责任心，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负责；也要敢于担当，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使其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撒承贤认为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一个暑假的回访，撒承贤深入了解了毕业生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高职生文化知识欠缺、知识面窄，上升通道不畅通，创业缺乏指导，女生就业、婚恋问题普遍突出……如此等等，他都认真地记下来，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结束对51个学生的回访后，撒承贤整理出了28万字的回访笔记。开学后，在开学典礼、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中，他多次作报告，分享自己回访的经历和一路的感触，以此启发和激励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当中。此外，他也在校外的各种场合作报告，呼吁人们变换一种视角看高职，了解不一样的高职生；与此同时，在宁夏职院，一些新的教育教学改革正在酝酿和启动中。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正在进行摆台培训。

烹饪大师李林生为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烹饪专业学徒授帽。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机电专业学生在企业师傅指导下熟练操作。

    为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职业教育内涵，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浙江省湖州市从2011年开始探索现代学徒制“三三四”模式，即政府、企业、学校“三元管理”，在校学习、轮岗实训、顶岗实习“三段教育”，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合作式、分段式、递进式培养人才，形成多方共赢局面。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局

    自2013年被列入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以来，浙江省湖州市共有12所学校、16个专业、57个班级、831名学生参加试点，与65家企业广泛开展合作，95名指导教师和439名带教师傅共同指导学生，专业涉及烹饪、机械加工技术、酒店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与管理、数控、护理、化工、成人“双元制”职后试点等，实现学校与企业、基地与车间、专业与产业、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员工、培养培训与终身教育的有效对接，形成企业点赞、学校叫好、家长认同的多方共赢局面。

    政策引领 给力推进

    2012年以来，湖州市先后印发《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深入开展现代学徒制“334”模式实践与研究方案》、《关于深入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

    建立学徒注册制度。中职学校制订学徒培养标准，建立现代学徒制注册制度。本着学生自愿、家长同意的原则，符合条件的中职学生列入现代学徒制培养对象，并注册成为学徒。建立学徒注册库，由学徒所在学校按要求整理相关信息，向湖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办理注册手续，并及时进行注册变更。

    规范试点企业资质。为了使企业有效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确保学徒培养质量，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湖州市教育局对相关企业进行资质审核。试点企业原则上应是规模以上企业（特殊工种除外），系中职学校校外实习基地，要求经营5年以上，有招工需求，用工规范，能提供学徒轮岗实训所需的设施设备及工作环境，未发生过环保、生产安全或其他违法事件。

    实行财政税收优惠。试点企业因接收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①健全学徒考核机制。学校和企业共同对学徒轮岗实训进行过程考核，轮岗结束时对学徒进行第三方终端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端考核相结合，考核合格的学徒，由湖州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颁发“学徒合格证书”。②执行学徒优惠政策。取得“学徒合格证书”的中职毕业生，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可取消试用期，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并享受相应的待遇。③建立“双导师”激励机制。被评为市级现代学徒制优秀带教师傅的员工，在晋升高级工、技师或高级技师时作为破格条件之一，可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与企业自主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优先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被评为市级现代学徒制的优秀指导教师，其荣誉称号在职称评定、职位晋升或评优时，视同市德育先进工作者给予加分。

    项目研究 着力推进

    “构建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新模式的实践与研究”成功申报2013年度浙江省教科规划重点研究课题；2013年参与教育部职成教司“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课题，承担“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中职机械加工技术、中餐烹饪专业”子课题……湖州市现代学徒制的课题研究实现五项转型：一是从粗放型实践向集约化创新研究转型，二是从简单岗位轮训向机制完善、内涵充实转型，三是从关注顶岗实习向注重培养过程的系统育人转型，四是从重视岗位适应向岗位胜任转型，五是从初、中级技工培养向高级技工培养转型。 

    为了梳理和总结现代学徒制3年来的具体开展情况，了解各学校在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及时调整下一阶段工作，湖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和职教教研室于今年5月至6月对全市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了调查问卷和实地座谈调研。调研结果显示，通过试点，企业得人才，许多现代学徒制学生毕业后马上成为企业的生产骨干，80％的企业表示现代学徒制对企业利益有很大促进或有所促进；学生得技能，84％的学生认为现代学徒制对技能水平的提升有很大促进或有所促进，大部分学生实习阶段就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的收入；教师得成长，91％的教师表示现代学徒制对自身成长有很大促进或有所促进，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教师姚志恩被评为省级特级教师；学校得发展，德清县职业中专今年顺利通过国家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验收。

    多方联动 合力推进

    2012年2月，湖州市专门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市长闵云担任顾问，教育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部门联动，定期召开政校企联席会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试点学校和企业职责明确，密切配合，共同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形成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现代学徒制。

    同时，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成立试点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改革试点工作提供咨询评估，为试点工作提供有效保障。制订企业负担职工教育培训成本、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政策，并通过相关企业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制订试点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及激励机制，评选并奖励先进实习单位、先进试点班、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和师傅、优秀学徒，提高企业的责任感和社会服务意识。

    搭建平台 助力推进

    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湖州市积极搭建双元育人平台。一是双元招生，学生选拔与企业需求相结合。校企双方共同参与招生面试，学校、企业、家长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责，保证现代学徒制顺利开展。二是双元计划，专业教学与实训实习相对接。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教学模块、开发教学内容、明确实习计划和轮训方案、编写校本教材，促进职业学校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术标准相衔接，推进专业课程改革；教师按照轮训岗位编写导学案，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实现专业教学与实训实习的有效对接。三是双元师资，教师指导与师傅授艺相渗透。校企双方分别委派教师和技术骨干承担教学工作，指导学生实训实习，采用导师型实习模式，进行多岗轮训，增强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四是双元基地，人才培养与服务经济相结合。实行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模式，实现实训设备、实训场地、技术力量等资源共享，共同完成人才培养。五是双元管理，学校实习班主任与企业中层领导共同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对学生的心理、安全等方面进行过程监管。

    创新样本 有力推进

    湖州市根据专业特点、企业现状和学生培养差异，主要采用4种不同样本实践现代学徒制。

    一是“2+0.5+0.5”样本。2年以学生身份在学校学习，半年（第五学期）以学徒身份到企业轮岗培训，半年（第六学期）以准员工身份在企业顶岗实习。这一形式是湖州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主流形式，分布在10所学校、5个专业。

    二是“1+1+1”样本。基于烹饪专业的工学交替人才培养特点，高效运用学校理论知识的优势和酒店先进实训场地的优质资源，第一年以学生身份在学校学习；第二年采用“2+3.5”（2天学校、3天半企业）形式，以学徒身份到企业轮岗；第三年以准员工身份在企业顶岗实习。

    三是“2+1”样本。2年以学生身份在学校学习；1年把学徒和准员工合在一起，培训一个岗位，顶岗一个岗位；然后再转入下一个岗位，再培训，再顶岗。

    四是成人“双元制”。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能相结合，在企业职工中针对企业需求培养“本土化”高技能人才。

    （本版图片由湖州市教育局提供）

    中国青年报记者（下称“记”）：您访谈的这些毕业生，回过头来看，他们对高职教育有什么样的认识？

    撒承贤（下称“撒”）：从访谈的51名学生的情况看，大部分当初选择职业院校都比较迷茫，对学校不了解、对专业更谈不上认识。但有一点，大多数父母都比较支持，觉得高职学制短，3年后可以尽早进入社会，就业后就有收入照顾家庭，此外，很多人都希望学到一门技术。进入学校后，经过学校和老师做大量的工作后，一些学生慢慢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

    高职3年影响最大的是实践课，这是进入职场的高职生的普遍反映。经过大量实践训练，入职后的高职生比本科生有优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环境、适应工作。通过技能谋生，高职生也没觉得低人一等，他们普遍比较自信，感觉这几年高职生比以前的环境好多了，国家大环境、学校办学环境都明显改善，社会对高职的认可度也提高了。

    记：您回访的学生对高职教育又有何反思？ 

    撒：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学生普遍认为，学校实践的机会还是少，特别是有些专业设置和产业发展有距离，学校学的东西跟不上产业发展速度。在实践训练方面，实训的机会、密度，和产业结合的密切度还有待加强。

    学生还反映，部分老师接触现实的机会不多，讲课内容脱离生产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学生接触的都是最先进的东西，如果老师也能接触到最新的东西，可能对学生接受知识、尽快适应生产和产业需求更有意义。

    高职生在高中大都好动，爱捣鼓东西，爱参与一些活动，他们希望学校能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有更多创业就业的培训。

    毕业后创业的学生还反映，一个人管5个人、管家里的亲戚还可以，但管20个人时就不会了，所以在管理、礼仪等方面有欠缺，他们希望学校开一些管理的课，讲讲公司怎么管理。

    记：在职业生涯中，高职生面临哪些制度层面的发展障碍？

    撒：在制度设计上，高职生毕业后考取职称的时限比本科长。同样的职称，本科毕业一年后就可以考取，高职可能需要三年，如此一来，高职生的收入就受到影响。

    而在上升通道方面，现在很多单位晋升的时候看重文凭，较之大学生，高职生这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如此一来，高职生面临提升学历和职业技术水平的双重压力。另外，在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中，高职生还是面临制度壁垒。

    记：您总结出了高职学生的“DNA”，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何意义？

    撒：通过对51个学生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现了这些学生身上共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

    渴望改变、崇尚技能、向往创业、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坚韧质朴。这是我总结出的高职学生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也是下去的一大发现，我把它称为高职生的“DNA”。

    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和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将针对这六个方面，进行设置、安排和培育，并将这些高职生的“DNA”一代代传下去，成为校风、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打造更加符合职业教育的软环境。

    记：针对此行的发掘，您提出要在高职院校进行“阳光青年”建设，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撒：有一种说法，说高职的学生不仅仅穿工装，还要穿西装，还要学会喝咖啡、品红酒，我把这个概括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就是要塑造“阳光青年”，也是高职生应该传承和发扬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就是我说的“DNA”中包含的内容。

    高职院校长期以来崇尚技能，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我们提出开放、合作、包容、发展的办学传统，坚韧不拔、永远向上的“白杨树精神”，这几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就是要通过精神文化的力量，把大家聚合在一起，同谋发展。

    我们创办了“竞思论坛”，每月有企业家、校友给学生作报告，还有“阳光青年”评选等活动，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影响和塑造学生，使其经过3年的职业教育，不但技能高超，而且在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有大的提高。

    记：对于毕业生普遍反映的情况，学校在教育教学中会有哪些回应和举措？

    撒：首先要有爱心，如果说中国职业教育在这十多年有了些成就，那一定离不开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和我们同路探索，职教探索和发展将更艰难。此外，很多高职生来自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他们肩负着一个家庭的重托，更需要去关心和爱护。

    其次强化责任。一个学生承担着家长、周围的人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也担负着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前途；同时，高职生是产业发展的大军，产业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培养好职业技术人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此外，一个新的产业能否落地，寄希望于一个地方有没有产业工人大军和培养产业工人的能力，因此，我们也要承担起引领产业发展的责任。

    最后是勇于担当。要按照改革的要求，使学校课程设置更加符合产业需求，符合劳动者创业就业的需求。

    记：您这次下去和毕业生深入访谈，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也将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完善，那么还有没有您觉得无能为力的方面？

    撒：在高职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很多学生毕业后有创业需求，但大部分都是自己在摸索，很难得到指导和帮扶。此外，现在很多就业岗位门槛模糊，有些是职业技术要求很强的岗位，其他人员也可以很容易进去，如此一来，对高职生就业带来影响，也降低了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

    师资建设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但目前存在想要的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的人，往往专业不对口等问题，知识结构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教学需求，根源还在于人事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前些年，学校争取政府支持，招来一批宁夏相关行业的领军人才，大大推进了人才培养工作，但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后来就没法持续操作。

    近年来，以课程体系改革为突破口的中职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此次改革浪潮的核心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尽管取得了某些成绩，但与预期效果仍存在较大差距。任何事物，全则必缺，极则必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课程体系改革为突破口的中职教育改革进行反思，面对现实，寻找到教改的合适路径。

    反思一：中职生不需要逻辑思维学习？

    传统职业教育模式以陈述性知识为主，强调抽象思维，职业学校的学生无法接受，学习效率低下，导致学习障碍。于是职业教育专家提出，中职教育应“以过程性知识为主、陈述性知识为辅”。在这样的理念主导下，陈述性知识在中职教育中被排斥，仅以“够用”为度。

    陈述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真的能够分得那么清楚吗？其实陈述性知识是过程性知识的基础，没有陈述性知识作为支撑，仅仅以过程性知识为主，这样的学习未必是高效率的。另外，仅仅靠某些调研课题的结论作为依据，认为中职生可以弱化逻辑思维学习，而转向以形象思维学习为主，可能有失偏颇。不擅长不等于不重要，如果形象思维学习需要逻辑思维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逻辑思维学习仍然是很重要的。

    反思二：学科体系课程没有存在意义？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中职改革浪潮颠覆性的是行动体系课程的流行。

    学科体系课程的内容是“平行结构”的，尽管考虑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等学习过程的认知心理顺序，但结构庞大、逻辑严密的内容编排是“机械”的，与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产生了冲突。而行动体系课程的内容是“串行结构”的，与典型职业工作顺序一致，对内容的编排是“有机”的，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实现了实践理论与理论知识的整合，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理论上讲，行动体系课程有很多优势。但这样的理论思辨让很多一线教师陷入了云雾之中，要掌握行动体系课程开发的整套术语和技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迄今为止，许多一线教师都弄不明白什么是“行动领域”、“学习领域”、“典型工作任务”。

    学科体系的框架真的是职业教育的“罪魁祸首”吗？行动体系真的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课程体系吗？学科体系的框架里面没有工作过程吗？学科体系的框架与行动体系的框架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另外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行动体系课程的内容在工作过程的顺序方面清晰了，但在知识结构的逻辑性方面变得混乱了。逻辑性不强不利于知识的积累与记忆，所以在实践中有的老师和学生感觉到行动体系课程教材内容编排总是有点“乱”。至于这种“乱”对学习效果有没有负面影响则有待时间检验。

    反思三：没有行动就没有学习？

    把学习当成工作，把学校变成工场，进入学校就一步迈进了工作岗位，学校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知识与技能只有这样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吗？没有行动就没有学习？为了让学生能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在学校缺乏岗位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早早将学生推向社会，寻找真实的工作情境。遗憾的是，社会工作岗位只是“行动领域”，而不是“学习领域”，企业工作有明确分工，且不可随意更换，“顶岗实习”并不能真正实现“行动”过程序列的重复操练，很多情况下只是在履行廉价劳动力的角色。

    学习方式存在多样性，只选择一种流程模式不断重复，必然是单调的，因此天天在工作情境中学习其实并不能解决学生学习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另外真实情境的成本很高，推行起来要考虑到学校的支付能力。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焦海洋 绘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转民办高校、撤销、继续作为独立学院存在……按照教育部规定，独立学院将面临几种出路，无论怎样，转型是其发展绕不过的关键词。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转设”大潮的逼近，将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学院丢掉母体学校的“红帽子”，“自立门户”。

    然而，就在转型的当口，一种严峻的现实不可忽视：独立学院在依附母体发展阶段，其发展模式深受母体学校影响，很多公立大学走研究型道路，独立学院则顺着它轧出的车辙前行。即便是有的独立学院想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迥异于母体学校的特色发展道路，也往往因为资金、师资和专业设置的种种障碍而搁置。

    独立学院“转设”之后究竟该如何发展，要突破几道关？这成为极为紧迫的话题。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专业关：你有我有全都有？

    从今年年初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中提出“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今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再到4月25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举办的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形成了关于建设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驻马店共识”。一时间，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成为热门话题。

    不少研究者指出，对近300所独立学院来说，“转设”后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而，要想走上这条路径，独立学院首先面对的就是“专业关”。

    “如果遮上校名，这一堆招生简章基本上没啥区别。”今年高考失利的栾云鹏在北京的独立学院招生咨询会上转了半个小时，手里就收了一大堆宣传材料。这些宣传材料装饰精美，印着恢宏的学校建筑，“东方耶鲁”、“东北亚哈佛”、“中国斯坦福”等宣传字眼跃然纸上。翻开这些宣传材料，只见里面是清一色的热门专业介绍，从工商管理、经济、金融，到汉语言文学、法律，可谓热门专业面面俱到，同时千校一面。

    独立学院的热门专业就像《好汉歌》里唱的那样，“你有我有全都有”。重庆市教委发展规划处曾做过一个调查，全国300所独立学院中，有75%的开设了英语专业，有71%的开设了计算机专业，62%的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了艺术设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热门专业的达到了40%以上，专业布点过于集中，而且有些专业的承载量过大，有些独立学院2/3的学生集中在某一两个专业。

    同时，这些专业大部分与母体重合，没有形成特色，基本上都是母体大学专业的“袖珍版”和“压缩版”。在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也是跟着母校走，没有形成适合独立学院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独立学院目光短浅。在独立学院发展初期，为了保证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教育部规定独立学院只能办母体学校已有的专业。而对独立学院来说，这样也最节省成本。

    “本部有的专业我们才能办，没有的话，没法批。”重庆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解释说，“独立学院新增专业的申报是极其麻烦的，教育厅控制得非常严。新建一个专业是有标准的，如教授怎么样，仪器设备怎么样。我们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来自母体大学，如果有自设专业，必须要到社会上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这就会无形中加大学校的办学成本。”

    有研究者指出，在独立学院原始积累阶段，复制母体的专业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这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专业雷同，缺乏办学特色，造成独立学院与母体学校学生就业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独立学院学生时常要扮演“炮灰”的角色。同时，这也造成了全国独立学院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而在“转设”之后，虽然很多原来的独立学院在形式上切断了与母体学校的脐带，但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校发展上仍有母体大学留给它的“胎记”。一些独立学院定位不清，或者定位太高。有的独立学院要办“国际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在宣传手册上自称“中国的哈佛”、“中国的斯坦福”。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甘德安告诉记者，他曾经接触过的很多独立学院都有名校梦，但往往眼高手低，只是跟在母校身后亦步亦趋，并没有办出特色。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则反对当前中国大学“三本朝着二本走，二本朝着一本跑”的现象。

    还有一些研究者建议，在评价大学时也应考虑多样性，避免用统一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可是，在独立学院办学评估中，一些评估指标缺乏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特色，盲从于公立大学研究型大学建设指标，这个指挥棒也拖慢了一些学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的步伐。

    甘德安说：“‘转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独立，单纯的分家另过只是生理上的断奶，更重要的是要在心理上跟母体断奶。”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徐军伟说：“在我看来，独立学院及‘转设’后的民办本科院校，方向是办好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为地方培养人才。专业要与地方产业对接，特别是要培养与战略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相贴近的专业人才。而且，这些专业应是学科交叉、跨界发展的，应是由学科与市场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以此来适应业界的混业经营、跨界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据了解，当前很多独立学院都开始了“以服务区域城市经济为纲，以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办学改革。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根据广东的市场需求，特别是珠海的产业需求，设置了化学与药学、机电工程、物流管理等专业。学校注重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如国际贸易与金融系的实训课程占全部专业课程的50%。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独立学院的办学者。如果走应用技术型大学之路，如何突出自身特点？一些一本大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也被定位为应用型人才，高职高专也是应用型大学，独立学院“转设”后与这些应用型大学区别在哪里？教学计划、培养大纲和课程设置有何不同？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院长苗玉宁认为，虽然高职高专也在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但除此之外，应用技术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还有第三个维度——创新型人才。

    要培养带有独立学院特色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首先要对目前的课程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苗玉宁说：“由于现行招生制度规定独立学院在高考招生中是第三批录取，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传统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程结构体系不一定适合独立学院的学生。”

    他开出的药方是，探索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发展环境下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打破专业和院系界限，整合全校本科教育资源，按学科专业大类构建公共基础课教学和实践教学大平台。将“刚性知识＋柔性组合”的课程模块化课程与“分层＋分级”的教学方法相衔接，要用“少课时”培养专项能力的思路，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集成培养，增加实践实验性课程和交叉性课程。在对传统课程结构进行“增、减、删”的前提下，适度加大选修课的比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自愿选择课程，形成符合自己职业志向的综合能力，从而将提升办学收益建立在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上。

    资金关：独立学院只能“穷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钱一直是独立学院的生命线。目前，学费收入基本上是我国独立学院唯一的办学经费来源，政府没有对公益性定位的独立学院提供办学经费，政府性经费的缺失也制约了独立学院的后续发展。

    “在政府投入方面，我们不仅不如公办学校，也不如职业院校。就浙江而言，浙江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要远远超过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的生均经费大概一万元出头，高职院校要两万多元。”徐军伟说。

    使得独立学院独立造血能力不足更为加剧的是每年上缴母校的高额“管理费”。我国的独立学院一般来说每年都要向母体学校上缴部分学费收入，作为对母体学校硬件与软件资源占用等的费用支出，这部分经费各个独立学院比例不一，一般能占到独立学院学费收入的20%-60%。“转设”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变成了一次性的巨额分手费，压得独立学院喘不过气来。

    独立学院不仅在政府投入方面处于劣势，在融资方面，和公立大学相比，独立学院也时常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法律上的平等无法掩盖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办学实践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在筹措办学经费上，公办高校可以信用担保向银行贷款，民办高校却必须以非本校的资产做抵押担保。

    如果独立学院依法拥有自己的法人财产，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向东介绍：“因为学校属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资产是不能作抵押的。独立学院必须寻找一个企业以其资产作为抵押担保才能向银行申请贷款, 它既要向银行支付利息，还要向担保者支付担保费用，这无疑加重了独立学院的负担。”

    按照目前的贷款方式，不管是独立学院本身还是合作办学的企业作为借款的主体，银行都是按照传统的贷款模式来评估学校或企业，一般会从借款主体的资产负债率来考虑贷款的数额和年限，银行能提供的贷款数额有限、期限短，还款压力大。

    厦门的一所独立学院在学校建设初期，资产数量有限，银行能够直接贷款的建设资金仅有3.5亿元，仅占总投资量的40%左右，贷款最长年限10年，短期内还款压力大。“有时，还要通过流动资金贷款或贷新还旧的方式来缓解眼前压力。”该校的校长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转型中，独立学院走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道路，很有可能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徐军伟说：“独立学院若想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基本上需要换血式的改革，要对之前的偏重科研型、理论型的课程进行改革，添置仪器设备，还要引进双师型教师等，这都需要真金白银。” 

    苗玉宁也表示：“实际上并不是不愿转，而是没钱转。”投入不足成了最现实的障碍。学校不敢扩大师资队伍，不敢在应用型专业建设方面做投入。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善，独立学院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只能处于喊口号的阶段。

    师资关：流失率快赶上餐饮业？

    “现在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状况可用‘三节’来描述：九九重阳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甘德安说。

    一头是老龄的退休教师，一头是招聘的新教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年龄结构，已经成为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的一个共同特点。江苏省教育厅曾经对省内26所独立学院做过摸底。有16所生师比超过18：1。其中，有初级、中级职称的以35岁以下青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中，女教师偏多。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中，本科学历占了1/3。青年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老教师有的体力、精力有限，有的离开母体学校教学一线后，远离学科前沿。

    师资结构不合理、稳定性差且没有形成梯队模式——尽管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在刚刚过去的独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权评估中，教育部对独立学院的师资提出了明确要求，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和研究生学位教师占30%以上；专职专任教师占教师总数1/3以上。目前，部分独立学院专业教师要达到这一标准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在评估材料中，有的独立学院的师资建设存在造假的现象。

    徐军伟说：“没有好的教师队伍，独立学院对教学质量的控制也显得力不从心。”各独立学院既要减少办学成本又要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往往采取大量招聘兼职教师和在职研究生的做法，但兼职教师不隶属学校管理，形成“只管下课拿钱,不管上课质量”、“上课闻其声,下课不见人”的现象。 

    时至今日，这个困扰独立学院的老问题在“转设”大潮中变得更加棘手。与母体学校“一刀两断”后，许多独立学院的“寒冬”比预计的要来得早。编制是拴住人才的一个重要绳索，但“转设”之后，很多学校脱了“公家制服”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民办非企业”。一方面，从母体学校聘用的师资队伍将无法正常聘请。另一方面，站在求职大门外的优秀人才也因为学校无法提供编制而纷纷放弃。

    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独立学院现有的平均待遇标准，一名40岁的教授在独立学院的平均年薪大约是10万元，如果服务年限达到15年，加上一次性住房补贴，学校在一名高端人才身上的总花费将超过160万元。但即便是这种情况，独立学院在与高端人才接洽的过程中也频频遭拒，其中的关键便是高端人才退休之后的养老保障体制难以令人满意。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校此次调整高端师资的保险政策，就是期待能通过解决他们的“养老”之忧，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加入。

    “独立学院教师的流失率都快赶上餐饮业了。在所有的教育类型中，除了教育培训以外，就属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流动性最强了。”有独立学院的校长如是说。

    “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年都有人考取国家公务员、研究生、博士生，走掉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一位负责人打趣道，“我们这里已经成了公务员培训基地、研究生培训基地和女职工培训基地（丈夫到三峡大学、开发区，爱人就到我们学院）”。

    这种频繁的流动并非三峡大学的一校之忧。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德应用技术学院院长顾德库也诉苦说：“在独立学院，因为没有编制，教师只要一评上副教授就走。学院曾多次向上级要过编制，但没有结果。”

    这种快速交替的人员状况给学校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带来了严重影响。“很多教师考上了公务员或者研究生，今天才告诉学校，明天就要走，有些课只能开天窗。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临时招聘，招来的教师没经过培训，教学质量堪忧，每学期开学都是我们人事工作最头疼的时候。”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陈金玉说。

    “在这方面，学校真的很弱势，法律对这种人才的无序流动也缺乏约束。”陈金玉说。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给劳动者的去留以极大的自由度。在试用期提出辞职，3天之内单位要为其办理离职手续，如果在劳动关系存续期内提前一个月告知学校，可以随时辞职。

    “学校是一个特殊行业，教师和普通劳动者不同。除了《劳动合同法》，学校没有一点对教师的其他约束方式。应该为教师辞职争取一个司法解释。”在独立学院峰会上，一所独立学院院长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而在教师们眼中，这个问题又变成了“罗生门”。李莉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直接应聘到了重庆的一家独立学院，今年刚满一年，她却向学校递上了辞职信。“很多有志青年毕业后踌躇满志地来到学校，不久就失望地争相跳槽。”

    李莉向记者抱怨说：“学校发文，女性教师如果要生育的话，要提前向学校申请，因为每年学校的生产人数是有指标的。如果要怀孕，要算好日期，产假要在寒暑假。” 

    不过，让她最难以接受的还是身份和待遇问题。冯向东说：“我们现行的教师管理体制，是一个‘身份管理’体制。公办高校的教师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而民办高校教师并没有被纳入这个体制, 因此两者在医疗、退休、购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差异极大。这种差异，对于一个独立学院教师而言，是一道体制性鸿沟。”

    “关键不在于教师走不走，而在于教师敢不敢进来。”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院长许建刚认为，教师流动是正常现象，一些青年教师并不是对眼前的待遇或福利不满意，而是对未来事业发展的预期感到不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留人，而不是待遇留人，要让独立学院的青年教师有归属感、自豪感，然后才能谈感情留人。

    同时，独立学院转型应用技术型本科学校，不仅对师资提出了量的要求，还对师资提出了质的要求。双师型教师成了独立学院的重要依靠力量。

    徐军伟说：“目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双师型教师资格的认定存在分歧，真正具备双师资格的教师人数少、引入难，独立学院之间没有建立可行的教师共享平台等。”

    同时，独立学院要摆脱母体学校的发展框架，走特色发展的道路，一些新专业、交叉专业如同雨后春笋，这不仅要求教师有双师资格，还要有学科交叉、发掘新业态的能力。比如，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开设的多媒体艺术专业方向，走在学科和产业前沿，在专业目录上都找不到，要上好这门课既不是传媒学科教师的强项，也不是随便哪个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就可以，需要既了解传媒又熟悉网络技术。对教师的类似需求，在独立学院各个专业的教学中比比皆是，需要不断突破。

    转型需过三道关

    专业方面：

    独立学院的专业大部分与母体学校重合，没有形成特色，基本上是母体大学专业的“袖珍版”和“压缩版”。在人才培养上，也是跟着母校走，没有形成适合独立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资金方面：

    独立学院每年向母体学校上缴高额管理费，“转设”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变成了一次性的巨额分手费，这使得一些独立学院被压得喘不过气。同时，在政府投入、融资能力上，独立学院都处于劣势。

    师资方面：

    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大，用人机制没有吸引力，独立学院之间没有建立可行的教师共享平台，缺乏双师型人才。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要重新回到公私分明、一大二公的境地，而是要学习有效的公私合作，真正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杨东平

    广东省民办教育十分发达，民办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所占份额较大，多年来民办学校成为提供外来流动人口教育的主力军。虽然国家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要求“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但由于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多，一些城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作为一种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途径，让民办教育发挥较大作用，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地方性特征。随着公办教育的能力不断增强，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正在不断提高，2013年广东省的这一比例已达58.4%。

    广东省民办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具有共性而令人关注。日前《广州日报》反映，民办学校普遍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等问题，大多数民办学校由于收费标准较低，因此教师待遇也较低。有些小区配套的民办学校，户籍学生比例较低，甚至不到10%。这都是指那些以接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低收费的民办学校。不久前，白云区教育局宣布因承办合约到期，收回几所民办学校承办权，停止招生，重新进行招投标。对于违约违规、质量低下的学校，政府当然应当依法管理；但此次收回的信孚黄石中学和黄石小学已经建立了18年，多年来为政府分忧解难，曾被评为“白云区一级学校”、“广东民办教育特色教育示范学校”。对这样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的学校，突然宣布收回承办权，停止招生，忽视学生、教师和举办者的权益，造成了家长就学的困惑和困难。

    这一事件所透露的，是长期存在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学校之间有待改善的关系。其背后，仍然是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基本态度和认识问题。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民办教育，甚至把某些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也推给市场；与此同时，民办教育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改善。近些年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土地增值的背景下，甚至出现了剥夺和侵害民办学校权益的现象。因此，今天我们仍需深入认识十八大提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政府转型和建设服务性政府的要求。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和包办。就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而言，地方政府至今并没有能力包办，理应通过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引进竞争机制、采取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扩大和改善公共服务，这就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和任务。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开展有效的“公私合作”。如同经济领域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元经济主体和“混合模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之间也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简单关系，作为社会治理的不同主体，它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通过竞争和互补，共同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教育领域的公私合作在国外已经有十分丰富的实践，除了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由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在许多发达国家，私立中小学和高校都会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资助。近些年来，我国教育生活中也已经出现了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多种“混合模式”。前些年，一些地方将优质公办学校“转制”实行高收费的“公办民助”模式，由于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而被叫停和纠正，无疑是正确的；广州市向低端的民办学校租赁校舍的“民办公助”模式，则是完全符合义务教育价值、因地制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有效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应当明确，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并不是要重新回到公私分明、一大二公的境地，而是要学习有效的公私合作，真正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