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名校是一种追求，读技校也是一种选择，二者本该并行不悖，目标都指向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区别仅仅在于路径不同。

    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武”有技能大赛，“文”有文明风采。“文明风采”为中职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有效激发了学生对专业、对职业、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向往与追求，帮助学生提升自信。通过“文明风采”活动，学生的职业观念、专业意识、专业实践技能、社会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我曾经一度为未能圆大学梦而耿耿于怀，自卑的阴影一直萦绕着我，是‘文明风采’让我找回了自信，为我搭建了展现自我、参与竞争的互动平台。”江西省建筑工业学校学生谢淑珍曾因家庭贫困而弃学打工，是国家中职教育免费政策圆了她的升学梦、成才梦。在第十一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征文活动中，她获得一等奖并在总结座谈会上发言。

　　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有两大赛事不得不提——“武”有技能大赛，“文”有文明风采。第十一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历经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和全国决赛，已完成各赛项评奖工作。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5个计划单列市均组织参赛，参赛范围实现全覆盖。共有4399所学校、228.8万名学生、171.3万份作品参加校级初赛，参赛学校占全部中职学校的36%。

　　优化活动赛项设计

　　今年2月，“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主办单位——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中华职教社联合发文启动，比往年提前近2个月。各地将竞赛活动纳入全年德育工作年度计划，成立了由教育厅（局）分管领导牵头，人社、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中华职教社等领导和相关处室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的高规格竞赛组委会。北京、江苏、广西、广东、福建和宁波在组建组委会的同时，落实具体承办单位、工作人员，筹集专项经费用于竞赛活动的组织、宣传和表彰，实现承办单位、经办人员、经费来源三落实。

　　重庆要求各中职学校“一手抓技能大赛，一手抓文明风采”；辽宁将竞赛项目细分、归类，围绕学年组成体育节、文化节、艺术节、技能节四大活动板块，创新了竞赛组织形式；山西自2010年起将竞赛纳入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竞赛项目，统筹推进两大竞赛活动；湖南把参加竞赛情况纳入各市州教育部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和省级示范性（特色）中职学校评估验收指标体系，对在建的国家和省级中职示范校、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和示范性县级职教中心提出了具体的参赛指标；河南首次在2014年全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工作会上对上届竞赛先进单位进行表彰，调动各方积极性；广西明确赛前系统培训、赛中跟踪指导、赛后总结表彰的进度安排，进一步完善学校初评、市级审核、区组委会复审的工作流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教师参与情况与“评优评先”挂钩，将学生竞赛成绩与顶岗实习、毕业分配优先推荐挂钩，以调动师生积极性。

　　各地积极出新招，比赛的各个环节也在往年基础上进行优化：

　　初赛中，各中职学校贯彻落实竞赛“重在参与、重在过程、重在激励”的初赛评选原则，采取能增强师生参加竞赛积极性的具体措施，通过“人人参与、班班比赛、学校选拔”的形式，推动“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的发展。

　　复赛中，坚持“尊重原创、保护产权、诚信公正”的评选原则，完善评审标准和程序，确保竞赛客观、公平、创新、有序。

　　决赛评审中，严格规范评审，制定了各赛项分项评审标准，并委托第三方对获奖作品进行查重，对抄袭作弊的作品一经发现即取消获奖资格，并向省级复赛组委会通报。

　　德育渗透各个环节

　　各地将竞赛活动作为重要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多部门联合发文对竞赛做周密部署。竞赛以“中国梦·我的梦”为主题，根据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优化赛项设置，增设“我眼中的传统文化”征文，“志愿服务剪影”、“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摄影，微电影及“中国梦·我的梦”演讲等赛项，突出理想信念和职业精神培育，注重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养，得到参赛学生的广泛响应。

　　在竞赛活动中，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穿插了各类特色赛项和活动。北京在市赛增设“人人成才、人人出彩”特色德育实践活动评选，拓展学生敢于寻梦、展示风采的途径。上海把“文明风采”竞赛与第三届上海市中职校“璀璨星光”校园文化节结合起来，开展一系列的文化艺术实践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了中职学生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新疆喀什卫生学校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竞赛活动重点，在全校开展了以“热爱伟大祖国，树立职业理想”为抓手、以“感恩、养成”教育为主题的竞赛活动。

　　同时，各地以竞赛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积极探寻“赛育合一”的德育创新途径，推进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三育融合”。

　　江西把竞赛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与学生专业技能有机结合，组织所有中职学校参赛，着力实现学生文明素养、自我教育能力、职业精神风貌、竞争协作意识等“四个提高”。

　　江苏将竞赛融入文明校园建设、德育课程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并纳入绩效考核项目，完善了以竞赛为牵引的常规德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

　　黑龙江将竞赛活动对接专业课、实训实习、技能比赛，有效促进学生价值观、就业观的转变，提升成长成才、自信出彩的敬业乐群品质。

　　宁波将竞赛内容与“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将竞赛组织与德育课程和文化课、专业课教学结合起来，将竞赛活动与学校社团活动、主题班会活动等结合起来，达到以赛为纲的德育活动品牌效应。

　　活动影响不断扩大

　　获得“文明风采”竞赛“诚行天下”演讲比赛一等奖的江苏广播电视学校学生关越说，回想起参赛过程，为使演讲更出彩，自己收集了大量名人名家的演讲视频，一遍又一遍地学习、观摩，然后对着镜子练习口型、神态、语言节奏、情绪的掌控，“从校赛到省赛，再到全国获奖，心理素质好了、上场演讲不怯场了，语言组织能力强了、演讲技巧提高了”。

　　山东省淄博建筑工程学校学生郭欣说：“‘文明风采’竞赛带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使内心更加强大，这是从内到外全身心的一次转变。”

　　此次竞赛参赛面广、作品质量高、师生反响好，为广大中职学生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进一步凝聚起中职德育整体合力，充分彰显中职德育活动品牌效应。

　　几个数据可以看出本届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经各校级和省级竞赛组委会评选，竞赛活动有21.2万份作品参加省级复赛，6910份作品进入全国决赛。与上一届竞赛相比，本届竞赛参与校级初赛的学校增加了1543所，是上届竞赛的1.5倍；参赛学生增加111.3万人，是上届竞赛的1.9倍；初赛作品增加了69.1万份，是上届竞赛的1.7倍；决赛作品数增加2100份，是上届竞赛的1.4倍。

　　经竞赛组委会决赛评审，共评出优秀作品一等奖207个、二等奖346个、三等奖553个、优秀奖5792个；优秀指导教师奖800名；学校组织奖600名；省级复赛组委会卓越贡献奖8名、贡献奖17名。

　　苏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文明风采’竞赛给了学生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同时也丰富了学校的德育实践活动，促进了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大赛，职业类学校的校风、学风，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观、人生观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真正体现了以赛促成长，润物细无声。”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校长劳泰伟说，“文明风采”竞赛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身精神风貌、才能才艺的舞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让教师走进学生的生活和内心，融洽了师生关系，提高了教师教学水平；为学校推进素质教育、提高育人质量、提升办学实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承担竞赛“创业之星”征文辅导工作的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校教师张兆玲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带着学生们深入到企业、社区、商店，从厂区、车间到工作岗位，实地了解优秀毕业生的突出业绩，捕捉着优秀毕业生成长成才的轨迹，把优秀毕业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张兆玲说：“通过‘文明风采’竞赛，学生在活动中增强了自信，提高了技能，感受了成功，为中职学生成长、成人、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育部职成司相关负责人说，“文明风采”为中职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使学生从中寻找一个角色，获得一份感受，明白一个道理，养成一种习惯，学会一种本领，实现一次成功，感受一份愉悦，实现一次风采展示，有效激发了学生对专业、对职业、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热爱、向往与追求，帮助学生提升自信，全景式展现了当代“90后”中职学子的青春正能量。通过“文明风采”活动，学生的职业观念、专业意识、专业实践技能、社会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学生逐步树立了自信，形成了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

    社会观念毕竟在进步,虽然还有一些人为他感到惋惜,甚至有人断言周浩肯定“会后悔”,但多数人仍对其表示祝福和敬佩。因为他敢于舍弃,遵从内心,定制自己的“别样人生”。

　　但周浩的例子仍然只是个案,不能说明当前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已经改变,就像不能因此说“北大不行了”一样。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少,所以才成了热门新闻。在大部分人看来,职业技术学校都是学习不行的“学渣”才会去上。像周浩这样的“学霸”,选择技校会被认为是大材小用,可惜了。

　　从教育的角度,我们常说没有一个孩子是“差生”。人天生的禀赋兴趣不同,成才的道路也应有不同。但现实中,我们似乎只有学历教育一条路,只有按照既定的标准,顺利读高中上大学,还要考上名校热门专业,才算是成功。这样的成功标准,对那些动手能力强的实际操作型人才,非常不公平。

　　也不能怪家长和社会观念落后,即便职校生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名校生,也很难改变人们对名校的追逐。因为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就是按照学历教育标准设定的,都考一样的文化知识,分数高的上名校,分数低的上技校,这样的规则是得到社会心理认同的。

　　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采用更多元的评价和选拔标准,给学生按照兴趣禀赋选择的机会。对此,学者郑也夫提出,应该学习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在学生小学毕业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选择继续接受学历教育还是学习职业技能。有些人可能觉得这还太早,有些孩子的兴趣和能力还未定型。郑也夫指出,任何筛选标准都会有例外,即便有个别的“错配”,也未见得是坏事,或许可以起到“鲶鱼”的作用。更何况,成熟的教育体系,可以提供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转换的机会。

　　当然,要实现这种理想的状态,需要很多前提。除了家长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还要有丰富多样的学校结构,成熟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而我们现在的职业院校,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仍未改变,基本上仍是低端劳动力的短期训练所,从课堂到车间的联系还没有建立,更不要说在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之间自由转换。而且,我们的社会,还不能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孩子,提供平等的地位和体面的收入。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育改革需要改变和加强之处。

青海“学霸”周浩高考以省理科前5名“无奈”进入北大就读，3年前，因专业与兴趣“南辕北辙”，学习始终“痛不欲生”，决定退学转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周浩这样做了，并且谈起当年的决定，“毫不后悔，很庆幸”。（11月18日光明网）

追求梦想，敢于冲破传统束缚，善于修正人生座标，勇于选择放弃虚名的行为本值得“点赞”。然而，在以学历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周浩放弃“血统纯正”的名校，转入“三教九流”的技校，其“离经叛道”的选择能否支撑起未来长远的发展，让紧攥着“名校血统”的人不解，让“呕心沥血”却未挤入名校的人讶异，让“前赴后继”正往名校挤的人震惊。

长安街头操刀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苏州小巷修电瓶车的“清华博士”董冰，各项全能却迷茫找工作的“清华男神”梁植……近年来，贴着“名校标签”却“不务正业”的“学霸”本数见不鲜、无可厚非。然而让周浩走红网络的舆论焦点在于其落脚于全民戏谑、揶揄、调侃的“技校”。无论是著名高等学府还是普通技术教育学校，都是对社会需求人才的培养，地位本应是平等的。然而，在应试教育一条龙“流水线”生产下，在就业数据“证据确凿”的指引下，在长年累月“名校标签”的引领中，学生择校如投胎，“母荣则己荣，母损则己损”，认为“名校”就是求职“入场券”、能力“金名片”、成功“奠基石”，认为“学历”等同于“实力”，学校的“名气”就是自己的“底气”，放弃兴趣、抛弃梦想、不顾一切“挤破头”往名校奔。而长期以来，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生源质量差、师资力量弱、知识结构单一、培训内容低端、就业出口狭窄等因素，造成社会大众“约定俗成”对技校留下“刻板成见”，认为“技校”仿佛天生就“低人一等”，就是“学挖掘技术哪家强”，就是“八百个炉灶不锈刚”，就是“两百个大师技术强”，而读“技校”则是念书不行、家境不好学生的“专利”，是从事低贱职业的“起点”，是对未来美好人生的“践踏”。

追捧“名校”、歧视“技校”，其中折射的正是多来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腿长”，职业技术教育“腿短”的积弊。职业教育是经济“腾飞的翅膀”、“发展的柱石”，甚至是民族“存亡的基础”。“欧洲经济发动机”德国能在“二战”废墟中迅速崛起，摆脱经济危机，催生“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经久不衰，其“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正是其堪称世界模板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

当前，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高校产能过剩导致的“就业难”，廉价劳动力翻倍增长却出现的“用工荒”，市场需求旺盛却断层短缺的正是高级技术人才，迫切需要我们从源头抓起，借鉴外国成功经验，探索结合我国实际，破除偏见歧视，凝聚共识支撑，保障制度供给，提供财力保障，健全配套机制，加强体系建设，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新改革，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焕发竞争力，为振兴我国经济、增强我国国力提供坚强的高技术人才保障！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在北京举行高端教育论坛，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沙利文在演讲中罗列出剑桥国际课程考试的4道题，并详解出这4道题的原因，给与会者带来很多启发。 

    先看这四道考题。 

    第一题是剑桥A Level经济学的考题：“人们对环境保护、防止浪费以及高效利用资源格外关注。经济学理论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资源如何在市场中进行高效分配，但在现实中，这种分配总是遇到难题。请讨论这一观点。” 

    第二题仍是剑桥A Level经济学的考题：“消费者的需求有时受到广告的影响，有时则受到冲动购买的影响。因此，以实用性为基础的消费需求经济学理论对于试图确定其潜在收入的企业来说毫无关联。您是否同意此观点？” 

    第三题是剑桥IGCSE计算机科学课程的考题：“一位教师需要一个程序来记录全班30名学生在3次计算机科学考试中的分数。请为这位教师编写并测试程序。” 

    第四题是剑桥IGCSE文学课程，考的是关于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内容：“你是特林鸠罗。卡利班一直在说服你和斯丹法诺杀死普洛斯彼洛，夺取岛屿。您听到了一些神秘的乐曲，并且试图弄清乐曲来自何方。写下你的想法。” 

    剑桥IGCSE课程相当于我国普通初中及高一课程，A Level课程相当于我国普通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长期以来，我们抱怨中国的教育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但如果听听奥沙利文详说的这四道题背后的理念，也许会给我们如何化解人才培养难题带来一些启发。

让年轻人成功的能力是什么？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是剑桥大学的一个部门，是面向5岁到19岁青少年的全球最大的国际教育课程和考试的提供者，其提供的课程包括小学、初中、高中课程及相应的考试。我国自2003年开始到目前已有25个省份的近200所中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了其IGCSE课程和A Level课程，而在全球，则有160多个国家的10000所学校引进了其课程。 

    据奥沙利文介绍，剑桥国际课程之所以在全球得到这样的发展，是因为该课程坚持不懈地为年轻人提供实现抱负所需的能力。长期以来，剑桥坚信设计周全的课程和考试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展示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死记硬背相比，剑桥国际课程是以这些能力作为所有课程大纲开发的指导原则。 

    以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为例，其教学大纲围绕上述原则，旨在培养学生对各类科目知识的深层次理解、独立学习和建设性思考的能力，目标是使学生为中学之后的教育做好准备。 

    又比如剑桥IGCSE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大纲包括系统分析、算法设计和编程概念，学生将学习编写计算机代码，同时学习如何利用已掌握的技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些核心技能可培养学生理解如何借助电脑解决问题，如何学以致用。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该校招生办主任告诉我们，参加过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学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真正深入掌握所学习的科目内容，并且真正融入其中。在进入大学之后，此类特点对于学生的成功非常有帮助。”奥沙利文说。“我们的所有考评均对学生提出了挑战，促使学生在单项考试中运用不同层次的思考能力。只有在解决要求最为严苛的题目时展现必要的高层次能力，考生才能获得最高的分数。因此，我们不提倡简单地吸收事实。对此，杜克大学本科招生主任非常认可，他认为这一点正是包括杜克在内的许多大学所追求的品质。他说，某些技能和经历能使学生准备好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包括协作、分析、超越局部并从全局看待事物，这种跨领域技能使学生从多个学科的角度思考一个话题。这包括他们能学以致用，用务实的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

如何让学生不只是死记硬背？

    应时而变的课程让学生的学习不能只是死记硬背了事。在会后接受采访时奥沙利文说：“我们明白课程必须不断调整，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为年轻人提供成功实现抱负所需的技能。为此，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与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大学院校沟通，确保我们的教学大纲始终满足当今教育的需求，并面向21世纪需要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非常了解怎么把课程和考试结合在一起。要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要把现代的课程，21世纪的课程，跟考试模式联合在一起。我们通过考试让学生知道，除了把理论上的主要知识背下来以外，他还要发挥他的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剑桥课程及考试中得到最高的成绩。如果我们没有在考试上有这种指向，你说鼓励学生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我所举例的四道题，正是说明我们如何通过考题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标准化测试显然不适用于检测这样的能力。“测量一个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能通过多项选择题的形式，还需要让学生写一些小作文，讲他自己的想法，说他自己的道理。讨论问题，才能好好地测量他的能力究竟如何。这对于考试组织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每年有几千万人参加考试，为此，我们在全球加大招考官的力度，对他们进行培训，这很不容易。”

如何通过考试区别学生的能力？

    那么，如何通过考试来区别学生的能力？奥沙利文对剑桥课程新的教学大纲中强调的“关键概念”的解析，让我们可见一斑。 

    在为期两年的开发和全球磋商之后，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近期更新了最受欢迎的7门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教学大纲。在确定哪些内容需要改变及哪些内容保持不变之前，他们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员、讲师和中小学教师中间广泛征求了意见，通过这一过程，他们确定新的教学大纲强调“关键概念”。“此类概念是让学生更好掌握并深入理解相关科目的基本原理。关键概念有助于教师将课程单元和话题与更广泛的主题相联系，包括相关科目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通过将关键概念融入教学，学生能加强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理解科目内容与实际研发的关系，并能自如地讨论所学科目及不同话题之间的联系。” 

    奥沙利文以经过修订教学大纲的经济学为例介绍说，贯穿整个课程的“关键概念”包括：稀缺性和选择性、边际和变化、均衡和效率。以上文提到的第一道题为例，该题是给学生以机会展现自己对于均衡和效率的理解，“考评这个题目时，我们会关注三点：考生对于资源分配背后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考生在题目语境下对于该理论的评估，考生对于该理论的应用及相关困难的观察所得。根据这三种考评要素，我们对考生进行衡量，显然，在回答中涵盖以上所有方面的考生最为出色，他展现了对于该理论及其应用方式的真正理解，以及解释、评估和分析经济问题及论据的能力。而借助这一题目，考生的水平也得以区别。” 

如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是剑桥课程最为关注的，“一些大学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欣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于是我们在开发新课程和考评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开发了《剑桥全球视野》这个独特的跨学科课程，与通过具体题目测验知识不同，该课程邀请学生选择与其相关的某个全球性问题，鼓励他们通过独立研究，对各种全球性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例如，在香港，剑桥IGCSE全球视野课程的一组学生决定以交通和城市化为探索目标，他们考察了香港的交通拥堵情况，采访了受影响的人群，试图以独立的研究来理解这一问题。他们探讨了二氧化碳高排放等问题以及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学生们还对改善这一局面提出了多项建议：如拼车以及增加对渡轮的使用。最后，他们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展现研究成果，并将其发布在公开网站上。迄今为止，这个视频已有1700次浏览量。通过这一研究，这些学生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而在此过程中掌握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如地面对未来。”奥沙利文说。 

    随着剑桥国际全球视野A Level课程的深入，学生需要针对所选的研究课题撰写一份5000字的报告。以下是他们撰文论述的部分课题：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做出理性的经济决定？ 

    语言习得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 

    “这种长篇写作能力正是顶级大学所看重的一种技能。一些大学的招生人员告诉我们，剑桥全球视野课程非常适用于为大学级别的学习做准备，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博学、开放、思维独立并能在现代社会中运用自身技能的个人，它真实地体现了独立、批判性的思考。”奥沙利文说。

还有什么能力非常重要？

    奥沙利文说，虽然人际交往和角色能力总是被一些教授认为与“学习成绩”无关，但剑桥一贯将这些能力视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合组织和伦敦教育学院等组织长期开展的观察性研究表明，某些类型的人际交往行为对于成功和幸福非常重要。多项研究显示，通过坚持学习和避免不良行为等方式实现自律，对于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些指标上表现不佳的人士更易命途多舛。我们必须在年轻人身上培养这些能力。剑桥美国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在学业中开展协作的能力如今已成为所谓‘入读大学就绪状态’的一部分，也是一流大学希望在新生录取标准中予以大幅提高的方面。” 

    另外，同理心的培养也非常重要，与莎士比亚《暴风雨》有关的第四道题目就是鼓励学生对角色产生同理心。“我们相信，支持在年轻人身上培养此类能力，对于他们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都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仅教授学生如何理解和评估文章，而且还探索更广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世界。”

    3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众人艳羡的高材生到普通的技校学生，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这样的身份转变，就足以让人不敢相信。周浩这样做了，并且谈起当年的决定，“毫不后悔，很庆幸”。 

    这是一个堪称经典的故事。故事是曲折的，主旨是阳光的；尊重兴趣与个性、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儿“毫不后悔”是人性高扬的；北大不代表一切遭抛弃是符合“北大总挨骂”的舆论基调的；不上北大安心做技术工人照样有成就，是顺应“学历不代表一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主旋律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看点很足，卖点很硬。

    当然，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周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有其独特之处的。而“前北大学生”的身份也让这所技校如获至宝，又是小班授课，又是配置最好的班主任，人家压根就没把你当“普通学员”对待……

    精彩的周浩故事，能催生多少犹如周浩一般的故事精彩？我们惊叹于一个“弃北大读技校”的案例，可它有多大的可复制性？围观这则特殊案例的时候，不同的表达者“兜售”了不同的立场与诉求，藐视北大名校的，批评僵化的本科教育的，不屑于当前应试系统的，抵御精英教育思维的，痛斥当前教育体制对人“痛不欲生”堪称磨难的……批评者、共鸣者的诉求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想原原本本复制一个“周浩版本”，是相当困难的，你很难让这么多因素“恰巧”凑合到一起，拼起一个如此精彩且独特的励志故事。

    直白点说，你把北大说得再不堪，把本科教育应试游戏说得再无聊，终究不能改变北大是名校、高等教育最出人才的当下现实，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分渲染这样“特立独行”的故事样本，不见得能够在更多人身上应验，结出美好人生的果子。唯一可以倡导成为“复制力量”的，就是快速增强技术学校的水平，让更多的技校，不需要“开小灶、开小班”，也能够承载“堪比北大”的成才梦想，阳光大道，洒满阳光。

    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与技术职业教育的天平失衡，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题了，必须得到更好的面对。这些年说得很多，做得不多，都知道社会缺高级技工，却培养不出来高级技工，投入不够，重视不够，必然导致全社会的观念难以被扭转过来。符合国际趋势的技术教育水平更有分量一点，天平那一端的“北大梦”才不至于成为沉重不堪的唯一梦。要想个性被尊重，兴趣被张扬，只有修通更多的成长之路，不再千军万马只有一座独木桥，舍此而无他途——这是在分析了周浩故事的看点、特点之后，唯一可以高扬的“复制点”。

    本报讯（通讯员张志成 记者周凯）日前，“亚伟杯”全国第三届文秘·速录职业技能竞赛暨通往布达佩斯中国资格赛在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闭幕，速录比赛以每分钟750字的速度再次打破世界记录，受到国际速联的高度评价。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选手张婷在比赛中以每分钟750字的速录速度打破世界记录，荣获速录极限看打“职业组一等奖”。一分钟录入750个汉字，相当于每秒钟录入12.5个汉字，而正常人的讲话速度是150字/分钟左右，经过专业训练的播音员才可达到250字/分钟。此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北京吉利大学的江秀香同学，她在2012年全国第二届速录师信息处理大赛上创造了674.44字/分钟汉字录入世界纪录。

    据悉，本次比赛由人社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秘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文秘公关专业教学研究会等举办，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等单位共同承办。来自全国40所院校、企业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了决赛，竞赛规模超过了前两届。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作为首次引入职业教育界的新概念，“混合所有制”一经提出，立刻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目前，混合所有制正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各地相继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不少央企也纷纷提出改革计划。

    虽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探索实践已有多年，并非新鲜事物，但将其正式引入职业教育领域，尚属第一次。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快速，成绩显著，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政府往往包办学校的方方面面,存在体制僵化、办学封闭、活力不足、缺乏特色的弊端。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产业，因此，要办好职教，必须走出封闭的围墙，与行业、企业、产业合作，充分调动社会要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非常重视私立职业教育，譬如美国高中后职业培训学校只有少数是公立性的社区学院，大多数是私立性质，二者的比例为1:6。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大胆试水“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混合所有制的本质是产权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一方面可以消除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孤立并存、相互封闭的体制痼疾，实现不同所有制形式互相联合、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办评”分离。当前，政府部门作为公办职业院校唯一的出资人，往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学校，行政化色彩严重，导致学校缺乏自主权，教师缺乏积极性。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有助于减少政府对教育资源的行政性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机制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逐渐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监督评价”的机制。

    尽管混合所有制具备理论上的种种积极意义，但是，到底该如何举办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让其发挥“鲶鱼效应”，还需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首先，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办职业院校改革。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企业投资、参股举办公办职业院校。要真正打破行政化垄断体制，放开准入限制，不能开了玻璃门，还有旋转门。应允许大企业参与公办职业院校的投资和办学，进入学校理事会和领导班子任职，并参与学校的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实习实训等，同时，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可以进入企业挂职，让教师和企业管理人才、校长和企业CEO（首席执行官）可自由转换身份，打造灵活的办学体制。要吸取国企改革教训，避免一股独大，穿上的混合所有制的新鞋，走的还是以前的老路。

    其次，试点部分公办职业院校“转制”，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改用民营机制。“转制”不是改变公办职业院校的所有制，也不是“卖学校”或“私有化”，而是将学校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将学校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管理，实现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萎缩，一些公办高职院校面临生源荒，政府可以通过委托管理、合作办学等方式，允许优质民办职业院校或企业参与举办改造现有的公办职业院校，资产属国有，经营权归民办，学校自主筹集办学经费、自主聘任教职员工，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使之成为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学校，目前国内已有成功先例。

    再其次，按照“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创建民办职业院校。早在十年前，浙江台州就诞生了国内第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企业占80％股份，政府占20％股份。时至今日，类似的“混合所有制学校”还不多见，但其前景非常值得期待，有望通过政府经济杠杆撬动民间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热潮。目前，国家正在探索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民办职业院校的合法身份、法律地位、法人属性、产权归属，为股份制民办职业院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作者系江苏省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无锡太湖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 

周浩在比赛中。

    本报讯（吴琰  记者李润文）动物跑步机、既能当背包又能做上衣的多用途变形背包、具备吸尘功能的黑板擦、可收缩的衣柜……近日，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第九届全国高职高专“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这些实用性很强的发明让评委们眼前一亮。

    “我实习时发现，种猪场需要溜猪，但溜猪跑道太长，需要好长时间，而且一个人照顾不了那么多猪，为了省时、省力，保证猪场每只猪都能运动，所以想到设计一个动物跑步机，解决动物运动量不足的问题。”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学生庄鹏一边介绍，一边演示着他的参赛作品：动物跑步机。一个高80厘米、直径1.8米的圆柱形，里面有三个隔板，通过遥控器对中间转轴的控制,带动隔板360度旋转，就像酒店的旋转门，动物在封闭透气的空间里随隔板旋转进行运动，时间、速度均可控制。庄鹏为此还申请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

    本次参赛项目大多数创意来源于生活。比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郁黄婷带领团队设计的“多用途变形背包”，将布衣人身形的牛仔布，通过剪裁、缝制，用拉锁和扣子组成双肩背包、手提袋、上衣等，实现一物多用。学生刘选刚设计了一款无尘黑板擦，与传统黑板擦不同的是，刘选刚给黑板擦装了四个轮子，黑板擦内带有滚桶和粉尘收纳盒，可防止粉尘到处飞的现象。

    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霍雄飞评价说：“高职院校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强，设计想法实际、创新理念活跃是他们最突出的特点。”

    据了解，此次竞赛由中国发明协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人教部等主办，经过7个月的筹备，吸引了全国57所高职高专院校的1136件作品，主要涉及发明制作类、创业类、创意类，其中发明制作类520件。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撒承贤利用暑假，走企业、下工厂、进牧场，探望了毕业时间长短不一的来自不同专业的51名毕业生，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并整理形成了28万字的笔记，以亲身体会用心感触着高职生群体的“DNA”：渴望改变、崇尚技能、向往创业、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坚韧质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一所高职院校的校长，自己去例行公事地到毕业生工作单位、创业企业去实地走访毕业生，握握手，聊聊天，拍拍照，吃吃饭，发发新闻，那其实很简单；或者要求基层教学单位和老师们到现场跟踪走访毕业生，并且加以绩效考核，这也不难。但像宁夏职院校长那样，亲自走访时间之集中，深入交流学生之众多，涉及问题之细致，整理文字量之巨大，感悟体会之深刻，这可并不多见。校长的这一举动，非真正对学生有发自肺腑之爱、非对高职教育拥有一腔热忱者而绝不可能为之。

    客观地说，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在办学实践中，最不缺乏的就是理念：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以学生为本，以质量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建成世界一流水平。从指导思想到实施路径再到终极目标，办学的理念清楚得很。当前，最缺乏或者说最迫切需要的，正是一大批埋头一线、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这种实干家的特质充分表现在思维切实、作风务实、工作踏实，宁愿不声不响地把一件事做好，而不屑搞花架子、耍花腔、做表面文章。究其原因，这种特质的形成与高职教育办学的历史和定位密切相关。首先，高职教育办学历史不长，目前还处于较为艰难的爬坡阶段。不实干，绝对死路一条。其次，高职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如果学校工作华而不“实”，最讲“实效”的企业就不会“跟你玩”，敬而远之不理你，你就走不了“产学研合作的发展之路”，你培养的学生就不受企业一线欢迎、就不了业，你就不能实现“服务宗旨”——这样的话，办学目标就落了空。

    实干更需有高职校长耐得住寂寞、沉得下身子、受得了质疑的勇气和大度。显而易见，这种实干应该是高职院校的最显性DNA，是高职人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高职院校得以安身立命的不二法宝。

    当下，大多高职院校认识到了这一点：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对学校的教育服务是否满意，所学的知识、所习的技能、所修的素养，到了企业是不是真能够学以致用，学生在企业是不是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学生对学校又有怎么样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当然是企业和学生本人最有发言权。

    所以，高职的办学者必须放下身段，真心实意地走进企业一线和毕业生当中，用微观的探访、聆听、感悟，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为进一步的中观制度构建和宏观发展设计打下坚实基础，精心编织出精彩的“高职梦”。

    本报北京11月16日讯（记者 宗河）记者今天从财政部教科文司获悉，中央财政近日下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40亿元，比2013年增长23.5%，用于支持地方建设中职学校实训基地、维修改造校舍、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方面，改善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财政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财政部门要结合本省中等职业教育布局调整和事业发展需要，按照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统筹安排中央专项资金和自有财力，重点支持本地区公办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以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要求，适当向人口集中和产业发展需要的农村、民族和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在区域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公办中职学校，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要兼顾符合办学要求、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民办中职学校。

    100个大棚、鱼塘、养殖厂……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一个集蔬菜种植基地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发展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即将完工，这是28岁的卜玉玲创业梦想的又一个新起点。

    4年前，卜玉玲大学毕业后执意回村当菜农时，没钱、没经验、不懂市场，有的只是在学校学来的蘑菇种植技术。如今，他不仅有30个大棚的瓜果蔬菜直接向呼和浩特市最大的连锁超市供应，还牵头成立了合作社，今年又筹资3000万元，希望通过新的创业项目带领更多人致富。

    创业种子在校园中生根发芽

    卜玉玲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南地村，2007年他成为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上微生物课，老师讲食用菌技术时，我就挺感兴趣。想起村里闲置的大棚，我就和老师说，学会育菌技术，毕业后回家种蘑菇不错。”没想到卜玉玲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老师却记在了心里。

    2009年，学校与多所高校开展师生交流活动，卜玉玲和一位老师被派往河南信阳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食用菌栽培。学成归来，卜玉玲决定亲自实践一把，时任系主任翁鸿珍全力支持，专门腾出实验室、提供设备让他进行食用菌栽培实验。两个月后，十几朵毛茸茸的猴头菇“绽放”在卜玉玲眼前，成功了！卜玉玲回忆说：“我们抱着这十几朵蘑菇满教室和办公室窜，小心掰下，一朵一朵送给老师，剩下的几朵制作成了标本。”

    如果说与老师说起回村种蘑菇的想法是卜玉玲一颗创业梦想的种子，那么这十几朵蘑菇的成功培育让这颗梦想的种子在他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我们拉下‘饥荒’供你上大学，就是不想让你当农民，你现在要回来种大棚！”父亲卜明旺至今记得当时自己愤怒的心情，卜玉玲的决定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父母一边劝说一边私下里帮他投简历、托人在城里给他找工作。因为专业对口，卜玉玲很快接到内蒙古伊利集团品控岗位的录用通知，月薪3600元。

    “那时的我一门心思就想自己干，录用通知被我扔在了一边。”卜玉玲的坚持，让整个家庭陷入冷战状态。

    艰难创业路上温暖紧紧相随

    四处借钱、租大棚、买肥料……卜玉玲最终在离家不远的西讨速号村租下3个大棚，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因为资金短缺、人手不够，每个大棚只种了半棚蘑菇，即使这样也根本忙不过来。怎么办？卜玉玲首先想到母校、想到老师，他跟老师说，希望学校把自己的大棚当作系里的学生实践基地，学院很快同意，随后系党总支书记张邦建带着3个班的学生分批参与到了卜玉玲的种植实践中。2009年12月，第一茬蘑菇全部售出，卜玉玲挣到人生第一桶金——3万元。“惊喜！绝对惊喜！真没有想到一下挣这么多。”卜玉玲回忆说，“尽管那时我爸妈依然不支持我，但我坚信自己走对了。”

    这份惊喜为卜玉玲的创业增添了信心和动力，很快他又租下9个大棚，加种了其他蔬菜。然而，创业之路注定波折，原本以为翻倍的利润却成了高额的负债，蔬菜瓜果不是品相不好，就是产量不行，好不容易产量上去了，又没有了销路。

    那时，卜玉玲每遇到困难就会给张邦建打电话，张邦建有时给他支支招儿、有时给他鼓鼓劲儿。然而，赔钱的日子依然继续，母亲最终把养了近6年的6头奶牛全部卖了，贴补卜玉玲的大棚。到2012年春节，卜玉玲累计负债20多万元，和他一起创业的两个合伙人相继退出，他独自坚持着。镇里对卜玉玲的创业很支持，帮他牵线搭桥引资、找销路，还请来农业技术专家帮他出谋划策。

    致富带头人让梦想照进现实

    “挣了26万元，终于翻身了！”2012年5月，卜玉玲12个大棚的瓜果蔬菜再次出棚，这一次全部顺利售出，他的大棚种植也逐渐走上正轨。2012年12月，在赛罕区团委的协调帮助下，卜玉玲牵头成立了呼和浩特市仙之恋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吸引了当地80多户农户加入；2013年卜玉玲与超市合作实现农超对接，每天给超市供货5000斤以上。随着规模效益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目光关注到卜玉玲的创业项目上，2014年赛罕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帮助卜玉玲搞起了集蔬菜基地与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发展项目，以带动区域农业的转型发展。

    “农村需要像卜玉玲这样有知识、懂技术的年轻人，带领大家一起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呼和浩特市黄合少镇副镇长丁宏说，“黄合少镇正在南地村建设规模为600个大棚的蔬菜基地，计划明年6月投入使用，到时卜玉玲的发展空间就更大了。”

    “学校里学的那些基础理论，让我在后来学习种植技术时比别人学得更快，技术原理也理解得更深，可以举一反三。”卜玉玲坦言，“在学校一直担任学生干部锻炼了我的沟通、协调能力，让我在推销产品、寻求政策扶持等方面受益匪浅。”

    “卜玉玲是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案例。为了让更多学生提高创业能力，学院正在规划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有创新创业意愿和明确方案的学生搭建平台。”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任雁秋说，“我们还打算邀请卜玉玲回校开办讲座，让更多学生敢于有创业的梦想。” 

 李华 绘

    “纯粹的公办，活不起来；纯粹的民办，大不起来。怎样做强做大职业院校呢？用好一个‘混’字。”不久前，在江苏泰州召开的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4年年会上，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俞仲文的一席话，引发了高职院校长们的思考。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涉及教育的官方文本中，首次直接移用和嫁接“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这两个经济领域的专业术语。作为首次引入职业教育界的新概念，“混合所有制”对于很多职教界人士来说还是一团雾水。职业院校能“混”吗？需要“混”吗？怎样“混”？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混合所有制”这5个字，成为了年会上的高频热词。

    职业院校能“混”吗

    “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学校是非营利法人。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尚未修改之前，严格地讲，教育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对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有着多年研究的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从学理和法理角度对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当前教育理论思考和地方实践层面所探索的“混合所有制”，用“泛混合所有制”或“类混合所有制”的说法，可能更恰当一些。不过既然官方文件中已这样表达，也就这样借用了。

    虽然在学理和法理上尚存在着争议，但并不妨碍各地对教育“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探索。董圣足告诉记者，从上世纪末，我国一些地区的教育领域就出现了“股份制”的尝试，浙江台州椒江的书生中学被认为是“教育股份制”的发端。1996年，椒江区教育局提出“教育股份制”的构想，由教育局牵头、邀请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入股，集资成立了书生教育事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书生中学。

    “股份制”在我国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中比较典型。从开办资金的投入形态看，主要有三大类型：一是股份制教育投资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台州模式”。二是“股份制”学校，出资主要体现在学校层面，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出资人以资金或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学校的建设和运营。这种形态以温州比较有代表性，因此也被称为“温州模式”。三是“混合所有制”学校，其中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比较具有代表性。浙大城市学院先期由三方投入：浙大以品牌投入6000万元，杭州市政府投入6000万元，浙江省邮电管理局投入5000万元校产。目前一些由公办高校发起、吸收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的独立学院，也都属于“混合所有制”办学。

    董圣足指出，现在职业院校中普遍开展的“产学研合作（联盟）”、“职业教育集团”、“跨学校（地区）协作组织”等，只要没有涉及实质性的“产权”合作或资金投入，都不应属于“混合所有制”的探讨范畴。

    但许多职业院校的校长认为，这些“联盟”和“集团”虽然暂时没有“产权”合作，但也存在着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共享，在讨论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时，不妨也将其考虑进去。

    职业院校需要“混”吗

    对于职业院校是不是需要“混”，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劳汉生的回答是“毋庸置疑”。从2007年开始，学校与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从开始时一个专业的订单培养发展到现在的共建实体学院。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电梯制造安装企业。刚开始合作时，迅达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在校内建成了一流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供学生实训及企业培训使用，双方按照企业员工的培训模式对学生进行职业训导，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共同承担教学实训任务。合作一年后，学校获批成为首批机械工业部电梯技术技能鉴定站。这一年里，迅达公司也一跃成为华南地区标志性建筑电扶梯最大供应商。2010年，在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迅达企业共同创办电梯技术学院，成为利益共同体，校企合作进入新阶段。

    公办职业院校需要“混”，民办职业院校也渴望“混”，南通理工学院就在“混”中尝到了甜头。

    南通理工学院副院长唐勇泽介绍说，学校今年5月才由紫琅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紫琅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民办高职院校，成立于2000年，当时的办学主体为江苏江海科教开发公司和陈明宇。

    近几年，在江苏这个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高考生源数量急剧下降，“吃不饱”成为了常态，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师资被公办高校挖走，流失十分严重。学校发展形势严峻，面临着生存危机。2010年，江苏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其中有这样的规定，“有国有资产参与举办的从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的民办学校和从事非学历教育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可以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正是这句话让学校萌生了引入国有资产，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想法，初衷非常朴素——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就可以为教职工缴纳事业单位保险，便于引进和留住人才，让教职工更加安心地工作，把学校办好。于是，在2012年，学校引入了江苏省教育发展投资中心，占股5%，成为有国资参与的“混合所有制”学校。

    成效当然也很显著，2013年4月，学校在江苏省民办高校中率先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由于有国有资产参股，并被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学校在社会上的美誉度上升。教职员工也士气高涨，与原先相比，引进人才更加容易了，人才流失减少了。江苏省教育发展投资中心作为学校股东之一，选派一人进入校董会担任副董事长，成为办学主体，责任自然内生，在学校升本的关键时期，给予了学校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这样的两个例子，也正印证了俞仲文所说的“纯粹的公办，活不起来；纯粹的民办，大不起来”的说法。要做强做大职业院校，需要探索“混合所有制”这条路子。董圣足将“混合所有制”的功用总结为四个方面：筹集、整合、增效和撬动。筹资指集聚资金，壮大实力；整合指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增效指优化结构，增强活力；撬动指放大当量，扩大影响。

    职业院校怎样“混”

    虽然职业院校引入“混合所有制”可以带来种种发展“红利”，但由于政策不明晰，操作边界不清楚，许多院校长怕触碰到红线，还处于观望之中。一些院校长坦陈，现在只敢在二级学院的层面上进行“试水”，对于整个学校层面的“混合所有制”，还不知如何入手。即便是二级学院，也有一些学校由于操作不当，惹来麻烦，被有关部门调查。

    针对院校长们的这些担心，董圣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宏观层面上，国家要稳妥推进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职业院校的分类管理制度，在大力倡导和支持非营利民办职业院校发展的同时，对营利性民办职业院校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放松准入管理，充分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他进一步解释说：“推进营利非营利分类管理，需要突破几个难点，理念正义与价值公平、合法地位与合理空间、产权归属与退出机制、自主管理与灵活运营、统筹规划与适度监管。”

    在中观层面，董圣足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为“混合所有制”办学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搭建更为通畅的制度平台。

    至于微观层面，董圣足鼓励职业院校要勇于探索、贵在创新，努力在多元投入、多边合作、多方治理、多样发展上闯出一条新路。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从2008年开始引进当地主导行业的主流企业建设“校企共同体”，探索“混合所有制”，相继建立起七个“人财物融通、产学研一体、师徒生互动”的新型二级学院实体。院长贾文胜向与会院校长们贡献了学校二级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相对成熟运行机制的经验。

    据贾文胜介绍，经过几年的运转，七个二级学院探索出了六大运行机制，在校企双方的切磋磨合中日臻完善。

    一是建立“管理共同体领导机制”。院校企共同体的理事会结构，按照企业出任理事长、校方副理事长，企业人数多于校方（一般是4∶3）的原则安排，保证企业对共同体的“主体发言权”和责任担当。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双方交叉选派。

    二是创造“师资共同体互补机制”。七个学院相继建立了校企“双专业负责人制”，各学院聘请企业工程师、技术人员为学院兼职教师，企业也根据需求或聘请学院专业教师担任相关部门副总经理、副总管，逐步实现双方的“身份互认、角色互通”。

    三是培育“专业共同体建设机制”。由企业提出最新岗位需求和标准，商定人才培养方向，增设相关专业，共同制定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与企业岗位深层联通，校企双方共同组建课程开发团队。学校教师主要做课程的整体设计、体系性知识的讲解、对企业教师实践指导的提炼总结等工作；企业教师主要从事教学项目的选择、经验型知识的讲解传授以及对学生实践操作的专门指导和作品点评。

    四是营造“产学研共同体创新机制”。包括建设合作培训中心、合作研发平台、合作生产项目。

    五是建设“资源共同体互助机制”，把企业资源支持和学院专业设置对接，推动企业资源和学院工作双向“融入”，学校资源的“开放”与企业需求的结合。

    六是实现“文化共同体交融机制”。校企共同体的文化交融，走过了由表及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从表层的“主动贴近”，到中端的“互相体验”，再到如今的“相互交融”。

    “混合所有制”给职业学校带来的勃勃生机，以及实际操作层面有效的经验分享，虽然一时还难以抹去院校长心中的疑虑，但经过交流，这些“混合所有制”先行者所播洒的火种，却也点燃了一些院校长们心中勇敢创新的火苗。

    【链接】

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阐述了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的关系，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将宜于实行股份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应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全面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新的内容，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股份制经济或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经济。从微观上讲，是指一个企业或公司，其出资人有不同的所有制投资主体。这里说的不同所有制投资主体，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投资主体，只要不是单一的所有制都是混合所有制。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搞活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董圣足)

    由《职教通讯》杂志社、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和中国教育报职教周刊共同主办的首届“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日前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

    经过一天半的研讨，与会人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师资培养、学生成长等话题，对职教研究中的一些主流概念进行了探讨与剖析，梳理了目前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论坛上，与会职教研究者与论坛主办媒体共同成立了职教研究学术共同体，发表了论坛宣言：建立团结年轻职教学人、交流创新研究思想、发布最新职教研究成果的长效机制，将“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发展成为有坚定发展原则、稳定核心力量、固定时间地点的职业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来自全国各地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20多名年轻博士参加了论坛。

　  ■编者按：

　　2014年5月，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华士飞为组长、全国政协委员杜鹃为副组长的全国政协民宗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调研组赴贵州、湖南调研。调研组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两省的情况介绍，深入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湘西四个自治州和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怀化市，实地考察了15个州、县（市）中职、高职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与当地党政部门、教育工作机构和职业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交流。本报特编发此次调研报告。

　　现状：问题与成绩并存

　　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2005年到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5个民族自治区职业教育的项目资金达84.03亿元。把中等职业教育助学政策重点向民族地区倾斜，指导和协调教育对口支持机制的建立。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认识到位，将其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抓手，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把职业教育列入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办学条件有所改善；服务发展能力增强。

　　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仍然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和问题——

　　财政投入不足，职教基础薄弱。一是普职结构不合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吃皇粮才算就业”、“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比发达地区更为突出，普职发展失衡。2012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普高与职高招生比为53∶47，湖南省民族地区普高与职高招生比为63∶37，与全国平均比例相差10个百分点。贵州省初中毕业生就读中职学校比例较低，每年有20多万初中毕业生未能继续接受教育。二是办学条件较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职业教育缺乏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中职和高职学校普遍存在缺校舍、缺专业师资、缺实习实训设备的“三缺”现象。贵州省中职教育生师比高达33.2∶1，列全国第29位；生均仪器设备值为2152.5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湖南省湘西州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不到20%，低于教育部规定的最低标准。三是经费缺口大、债务负担重。贵州、湖南许多州市人均财力不及全国平均数的一半，难以按政策规定落实职业教育地方财政匹配经费。在全国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只能依靠贷款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债务负担沉重。

　　产业发展滞后，产教融合度低。民族地区产业不发达，提供就业岗位有限，就业带动力不强。当地产业结构多为“一煤独大”、“一油独大”和“一矿独大”，加工程度低，对职业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吸纳就业容量有限。2012年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近一半，但仅容纳全部劳动力的1/6。贵州省职业教育毕业生近半数以上输送到外省就业，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倒逼职业教育”的局面短期内在民族地区难以出现。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还不完善，很多职业学校还只能开设传统的农林机电专业，与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不相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劳动者就业技能偏低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总体上比较突出。如黔西南州201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42.27万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9.2%，从事体力劳动的有38.05万人，占90.01%。此外，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因国家通用语文水平不高，外出务工存在语言障碍，择业眼光更多局限在本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院校与产业融合。

　　市场发育不足，校企合作困难。民族地区企业较少，实力较弱，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的机制和政策还不健全，缺乏发挥行业企业作用的激励机制，企业合作办学的渠道少。校企合作目前还是学校“一头热”，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多数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升高，不愿意付出资金和成本来与职业院校合作。即使有些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也多处于简单的“顶岗实习”层次，只停留在捐助教学设备、提供实习基地、培训员工等层面，未能真正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制定、师资补给等，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难以全面铺开和施行。

　　统筹规划不足，教学水平不高。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职业教育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为突出。一是缺乏统筹设计和科学规划。部分院校定位不准，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重复、办学同质化。一些地方职业教育院校建设全面开花，产业园区发展贪大求全，存在“一拥而起，一哄而散”的恶性竞争的风险，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二是教学内容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没有很好对接，难以体现当地的特色和优势，部分具有民族特色工种实操经验的教师，只有相应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而无相关教师资格证，无法从事学校教学工作，难以满足民族特色工种及园区企业急缺工种的培训需求。三是办学机制有待改进。受办学条件、办学观念的限制，不少职校照搬普通中学模式，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等方面与普通中学没有多少差别，没能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没能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设置学时。毕业生实操能力不强，难以顺畅就业。

　　问策：加大支持力度

　　大力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职业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推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确保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此建议：

　　把职业教育纳入国家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重点安排、优先考虑。一是调整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建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在各级财政中计划单列，提高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的比重。并将人口权重、贫困人口权重、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等因素作为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分配的依据，加大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二是提高民族地区生均经费、项目经费的国家补助标准，提高助学金补助额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增加中央财政负担比重，参照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分担，减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三是继续推行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建设债务化转工作，提高债务化转额度，帮助民族地区减轻职业院校的债务负担。四是对武陵山、乌蒙山等集中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特殊支持。

　　优化布局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一是结合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重点，形成包括中职、高职、职业技能培训在内的结构合理、紧扣产业、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按照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要求，既防止低水平重复办学，也防止教育园区建设盲目高投入。根据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人口状况，优化职业教育布局，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源的布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和基础因素，实行集团化办学。通过合并、改建等方式，将大中城市和人口大县原有基础比较好的学校打造成设备完善、教育质量较高、覆盖面较广的职业学校。三是改变职业培训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标准不一的状况，打破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安排，整合各行业已有的培训和就业补助经费。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形式打包，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一是加大对民族地区产业建设扶持力度，做好重大项目布局，支持民族地区建设一批面向民族优秀文化、民族传统工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特色农牧业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职业教育，促进就业。二是依托民族地区的特色优势和比较优势，择优扶持一批具有区域经济特色、地区产业特色和民族产业特色的职业学校和专业。如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药材种植专业等，利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民俗旅游专业和工艺美术专业。三是充分认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办学模式、管理机制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特殊性。改变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淡化过分强调办学占地面积、“双师型”师资等“一刀切”的评价指标，根据地区专业特色和技能要求合理设置专业和学制，消除特色专业技师进入职教系统的制度障碍。四是完善相关政策，引导行业、企业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合作办学。切实落实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准予在所得税中扣除的有关政策，制定具体征管办法；对接收学生实习或工作的企业在社会保险、信用贷款、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补贴和倾斜，并给予民办职业教育学生同等待遇。五是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校企合作中企业、院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明确权责关系，促进校企合作规范化发展。

　　缩小地区差距，提升质量水平。一是依托国家对口支援机制，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资源优势，缩小地区差距，提升民族地区办学质量和水平。把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培训教师、选派优秀教师支教挂职等纳入国家对口支援的内容，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二是鼓励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学校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办学。引导东部职业教育重点院校在西部民族地区建立分校或合作办学点。三是继续办好包括西藏班、新疆班在内的内地中职班，特别是做好学生实习和就业指导工作，发挥其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引领作用。四是建设有利于民族地区共享的全国优质职教资源网络信息平台，有效提升专业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校办学质量。五是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提高职校教师参加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比例，建立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机制，强化专业带头人的培养和中职学校的校长培训，帮助民族地区改变职业教育落后的现状。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民族地区一些偏远农牧区交通较为闭塞、文化教育相对滞后，学生的国家通用语文水平不高，甚至听不懂、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给就学、就业带来诸多困难。建议重视职业教育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特别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把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必备的职业技能，为拓宽就业门路创造有利条件。

　　调研组人员名单

　　组长

　　华士飞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

　　副组长

　　杜鹃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组原组长（女）

　　成员

　　黄康生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布依族）

　　王伟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

　　崔景龙全国政协委员，武装警察部队原副政治委员

　　田岚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土家族）

　　潘鲁生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1982年，24岁的他怀揣着青春的梦想与追求，来到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此，便与陕西工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教32年来，无论职务、角色如何变换，他一直不离教学一线，始终保有着对职业教育的炙热情感，时刻关注着学生的成长成才，他就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省级教学名师王晓江教授。   

    敬业爱生 不懈追求 做学生满意的老师

    在32年的教学生涯中，王晓江同志不辍耕耘，一直从事材料成型、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及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1982到1999年间，主要承担材料成型、模具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教学组织与管理、课程讲授、指导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设计和答辩等工作。1994、1996年先后主持开发了模具、焊接两个社会急需专业，制定相关的教学文件、开发教学资源，保障了新专业的培养质量，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近五年主要承担材料成型专业《铸铁熔炼技术》、《专业新技术讲座》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年均100学时，教学效果优秀。2010年，获全国机械职业教育优秀实践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人），2011年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铸造专业三个班的班主任，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六年间，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宗旨，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心理教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爱心去温暖每一颗孩子的心，受到同学的尊敬和爱戴，铸造8750班也被评为了院级先进集体。在从事党务工作的多年间，除做好党员组织活动外，他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新途径，主动做好教职工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在学院教职工中树立起积极向上、教书育人、风清气正的优良教风、学风和校风传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晓江教授长期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勤勉、成绩突出。先后主编《铸造合金及其熔炼》等规划教材5本，累计发行量超过15万册，其中2本获“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1本入选“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本获省级优秀教材二等奖；主审《工程材料与成型工艺》等规划教材5本；主编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英语》第1、2版被机械工业出版社评选为年度畅销教材，2012年获“机械工业出版社最具影响力作者”称号。近年来，先后主持省级重点教改研究项目2项，出版《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现状分析与建设案例》等专著2本，并在省内外30多所院校交流和借鉴；参与教育部和省级重点研究项目4项。在《铸造技术》、《教育与职业》等期刊发表学术论、译文50多篇。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   

    作为教学团队带头人，王晓江教授参与指导了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重点专业“材料成型专业建设方案”的制定、审定、实施以及铸造综合实训基地的建设，使得项目圆满完成并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验收。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杨兵兵、韩小峰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和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省和院级教学名师；材料成型专业被确定为2007年“省级重点建设专业”、2010年“全国机械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色专业” ；铸造综合实训基地被确定为2008年“省级实训基地”、2013年“中国铸造行业教育培训基地”，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团队也于2010年被授予“省级教学团队”。   

    此外，由于在模具专业的学术影响力，他还兼任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模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模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委员会主任等职。2009、2011、2012连续3年获得陕西省模具工业协会有突出贡献的协会工作者称号   

    务实创新 开拓进取办人民满意的职教   

    1999年以来，王晓江教授全面负责学院教学组织和管理工作，主持了首届1999至2001级41个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修订与实施工作，制定了“高职高专学籍管理办法”等14项教学管理制度，使教学及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他领导教务部门依据省上政策探索实行教考分离、学分制、弹性学制等，指导成立学院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等，有力促进和保证了教学质量。2004年10月，王晓江同志担任学院副院长，承担起迎接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重要工作，为此他精心部署、全力以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2005年学院以优秀等级通过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成为陕西唯一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的高职院校。   

    作为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王晓江同志积极为教师搭建平台、创造良好的教科研条件。他指导修订《学院教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严格项目过程和结果管理，使项目申报、立项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教师发表论文由2010年的326篇（核心139篇）增加到2013年的624篇（294篇）、专利由15项增加到73项，学院获“2013年度咸阳市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单位”。   

    他负责学院的校企合作和集团化办学试点工作，组织起草的《陕西省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现已经进入立法阶段。在学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近三年吸引企业在校内设立奖学金、奖教金超过2600万元，捐赠仪器设备价值509万元，新增共建实训室18个，开办冠名订单班52个，受益学生3000多名，其中“欧姆龙订单培养”、“亿滋订单培养”等已成为全国高职院校订单培养的典范。   

    从2007年起，王晓江同志分管中高职骨干教师省级和国家级培训、专业培训包建设等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学院现已成为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重点建设基地、陕西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基地等，拥有4个国家级和5个省级培训基地；大连机床集团等22家单位员工培训基地、区域技术服务中心相继落户学院。近三年共完成6057人次的员工培训，863人的中高职师资培训，技能鉴定与培训工种达到25个，年均鉴定人数超过8500人次，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2009年，陕西拟成立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王晓江同志作为学院代表，主要负责集团的牵头组建工作，在他的运筹推动下， “陕西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 于当年7月顺利揭牌成立，开启了学院的集团化办学进程。在集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装备制造业职教集团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省24个职教集团前列：探索形成了“多元联动”集团化办学运作方式，建立起“六措并举”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创新形成了“校企七联合”人才共育模式，形成了“柔性顶岗实习”等10种校企合作模式，为集团化办学探索出成功经验并入选省和教育部典型案例。   

    32年来，王晓江同志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兢兢业业、默默付出，出色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潜心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为学院发展奉献着他的全部力量。

　　德国萨克森职业学院—国立德累斯顿学院校长汉塞尔教授介绍，“双元制”教育在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发展成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人才。

　　德国所谓“双元制”教学是指学生分别接受学校和企业的专业理论教学和技能培训，在双元制教学体制下，学生和企业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大大提高了培训后就业的能力。该模式的经验被世界多个国家所借鉴。

　　汉塞尔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革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步提高，由此“双元制”的概念逐渐向高等教育领域发展，出现了具有双元制属性的高等院校，这一类应用型大学可以称之为双元制的另一种模式，区别于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双元制。

　　部分与会专家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多元化是必然要求，但当前中国出现了“本科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等一系列的概念性混乱和误解。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主任施多恩博士在作大会特邀报告时，专门用汉语拼音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中文译名进行了解读，即这一类型德国大学的中文译名应该为“应用科学大学”，而非目前国内常见的“应用技术大学”，更非“高等专科学院”。

　　施多恩博士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定义为一种具有应用导向型的高等教育结构，并指出这种结构内涵丰富，绝非“技术”两字可以涵盖。这一观点为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借鉴依据。

　　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周爱军表示，“应用”不是高等教育的新功能，也不是高等学校的分类标签，而是贯穿各类高等学校谱系的功能；“应用型”应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需求。

    我国正从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如何理解工程教育质量所处的战略地位？工程教育质量状况到底怎样？应该从哪些方面对工程教育质量实施评价监测？日前，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就《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今年，教育部评估中心首次研制发布了《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2013年度）》，能否介绍一下报告发布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岩：2014年，我们首次把高等教育质量监测重心进一步下延到专业人才培养层面，聚集到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上，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工程教育质量所处的战略地位。2013年，我国工程教育规模世界第一，普通高校工科毕业生数、本科工科在校生数、本科工科专业布点数已占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本科在校生总数、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1/3左右。因此，工程教育质量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影响重大。

    二是积极回应政府、社会和高校新的关注。工程教育质量因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国内还没有对工程教育整体质量状况开展过评价监测和研制工作，报告就是要用数据和事实客观地呈现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些年来工程教育质量取得的主要成绩及需要重视和关注的主要和深层次问题，以回应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关注。

    记者：能否给我们描述一下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有什么主要特点？

    吴岩：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是报告首次用国际实质等效的质量标准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形成了可靠、可比的质量结论。

    二是报告首次以人才培养5个核心维度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全面评价。这5个维度是培养目标达成度、社会需求适应度、办学条件支撑度、质量监测保障度、学生和用户满意度。

    三是报告首次与工业界携手合作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开放评价。我们首次将国际公认的毕业生能力要求设计成问卷，委托14家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260多家用人单位进行了满意度调查，从用人单位角度比较客观地了解了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状况。

    四是报告首次用学生学习体验和感受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满意度评价。通过对4万多名工科学生学习体验和感受进行追踪调查，从工科学生对工程教育的满意程度来客观反映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五是报告首次用数据和事实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进行客观评价。我们在报告研制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史料信息，包括近10年积累的工程教育认证资料、6家行业学会、协会（联合会）走访调研材料、近30位专家的访谈材料、260多家用人单位和4万多名学生的问卷调查等，保证了结论的实证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记者：怎么看待该报告在质量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岩：这次发布工程教育质量报告，就是对政府和社会关注的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监测，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学校改进工作提供依据，以此加快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和发展。

    我们还注意做好“五项服务”：一是为高等学校持续改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专业化服务；二是为工业界更加有效紧密参与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信息服务；三是为社会及时了解和监督我国工程专业教育提供窗口服务；四是为政府相关部门全面把握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提供决策参考服务；五是为中国工程教育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供宣传服务。　　

    记者：质量报告对工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没有回避，能否介绍一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岩：是的，作为专业评估机构，我们的报告力图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工程教育的质量状况，为政府决策、学校改革、社会监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因此，报告也客观指出了工程教育发展中需要重视和关注的一些主要和深层次问题：

    一是高校在工程教育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如工科专业办学理念与国际先进工程教育理念存在较大差距，办学特色不够鲜明，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以教为主”传统教学模式仍占据主流，校内质量保障特别是持续改进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等。  

    二是行业企业参与专业人才培养的联合办学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行业企业参与培养目标的制定与评价、对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学习产出评价等诸多环节带有随意性、片断性和被动性，没有在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行校企深度融合，并形成制度化。

    三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出台校企合作办学法规和配套细则，还未对注册工程师制度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进行有效衔接等，这些势必对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带来困扰，也影响了高校和行业企业双边合作的积极性。

    记者：能否请您用几句话概括一下这次质量报告的主要结论？

    吴岩：我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我国工程教育规模世界第一，是世界工程教育大国；第二，我国工程教育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第三，我国工程教育“五个度”基本达成，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深化综合改革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