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海洋 绘

    编者按

    教育部日前出台了6条禁令，其中严禁教师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这体现出了教育主管部门对这类不良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在教育界引发热议。如何正确理解这6条红线，怎样落到实处？针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如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本期话题就此进行探讨。

神圣职业需要高尚道德支撑

    ■张志勇

    近年来，极个别教师被金钱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所浸染，置淡泊名利、为人师表等职业道德要求于不顾，师德滑坡，见利忘义，应允家长吃请、收受礼品礼金、参与有偿家教等，损害了教师形象，带坏了社会风气。

    谈到当前个别教师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往往有人说“教师也是人”。对教师职业的这种“泛职业化”理解，与人民群众对教师职业角色的高期待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教师这个职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幸福的职业。全社会之所以要对广大教师提出“淡泊名利”这样高的职业道德要求，是因为教育行业的特殊性：教育一旦与“名”和“利”紧紧地挂在一起，教育本身就被异化了，教育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教育。

    今天，让我们的教师们对“名”和“利”持这样一种情怀，是基于现实的、不得不提出的一种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因为教育是以心灵唤醒心灵，以精神引领精神，以生命温暖生命的神圣事业。所有的从教者，都应有崇高的生命取向、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着你的教育对象——学生。而学生终将成为这个泱泱大国的公民，他们的道德水准、精神质量，定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人都是社会性的人，都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的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师德高尚的教师是幸福的，幸福是建基于物质基础的，但它又是完形于精神的富足。或者说，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原本就不是通过教育来获得物质意义上的富足的，而是在保障其基本的社会、政治、物质等方面地位的基础上，通过育人而获得心灵意义上的幸福。 

    近年来，社会上各行各业的请客送礼现象泛滥，攫取个人利益或好处的行为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些教师开始耐不住寂寞，从事有偿家教，收受家长的钱财，请家长为自己办事，接受家长的宴请……以至于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已呈蔓延之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可怕的是，有不少人认为教师工资那么低，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挣点钱甚至捞点好处，无可厚非。不能不说，这种错误认识助长了教育系统“向钱看”的歪风邪气。到了教育系统对这些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的种种行为说“不”的时候了。

    今天，贯彻落实6条禁令，解决有损师表形象的问题，无疑是师德建设的“及时雨”和行风建设的“清新剂”。笔者认为，关键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以张丽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优秀教师甘于奉献、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二是要坚守底线，广大教师要向全社会公开承诺严守6条禁令；三是要实行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负责制。（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教书育人是教师天职

    ■黄希庭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一直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尊崇教师是因为教师以行动实践了“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就是向学生传授有关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传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使学生能够正确看待宇宙人生，正确为人处世；“授业”就是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走向社会后具有谋生和创造财富的本领；“解惑”就是帮助学生解除其身心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使他们能够成为幸福的进取者。因此，教师应该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代表，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道德素养，同时也是学生们学习的榜样。这是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是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天职，何必非要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呢？ 

    然而，当前有些学校存在着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学校、教师身上，却严重损害人民教师的形象。为此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问题的规定》，笔者坚决拥护。这个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教师的行为，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有助于风清气正的校风和学风的建设。 

    教师要想做好教书育人工作，首先要加强师德师风修炼，刻苦钻研业务，精通教学方法；还要淡泊名利、言传身教，静心教书，潜心育人，这样才会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爱戴和尊敬。当然，学生和家长以适当方式对教师的辛勤工作表示感激之情也无可厚非。但是像“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各种宴请”、“参加家长安排的旅游健身”等行为，确实是不可取的，也有损于人民教师的形象。其实，教师最看重的应该是学生的成长、进步，因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作者系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西南大学教授）

以严格规范提升教师专业精神

    ■吴颖民

    在中央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各个领域都结合行业实际提出了清风正气的工作要求。对于承担着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神圣责任与使命的学校教育来说，当然不应也不能置身事外。

    过去一段时期，在教育领域曝出了不少师德问题，教师收受礼品礼金、接受请吃、推销商品拿回扣等不良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教师节等节日送礼现象就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原本可以增进师生感情、亲情的节日，如今却成为诱发家长在送礼方面进行不正当攀比的角力场，师生间纯洁的“教——学”关系也异化为“送礼——回报”式的利益交换关系。此外，有的学生及家长以谢师宴为名，极力争取教师在教学辅导、考试、考核评价等方面的重点优待机会。还有些教师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暗示或直接要求家长支付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用，等等。

    虽说以上这些现象不能反映整个教师队伍整体的师德状况，但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部分教师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动摇了教师作为道德榜样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师身份认同的焦虑。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贯彻执行6条禁令的要求时，要做到把处理和宣传区分开。一方面，对于一些无视教师伦理规范、见利忘义的无良教师，要依据6条禁令的要求对上述突出师德问题，开展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处理违规行为。特别是在教师节、学生开学、毕业等节点，对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对于违规的教师，做到有诉必查，有错必纠，避免不良风气的扩散。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呵护教师良好的职业形象，加大师德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充分展现当代教师的良好精神风貌，增强正能量。还要善于运用媒体力量，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积极争取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倡导学生及家长通过文明健康的方式向教师表达感恩之情，引领社会新风尚。 

    教育是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业，它需要广大教师以专业的精神奉行职业道德准则，自觉从职业特殊性和教育对象特殊性着眼，以专业的态度和行为投入到复杂的教育事业中去。201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提出了“三个牢固树立”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第一个牢固树立就是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对于奉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职业标准的教师来说，更需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构建有效评价体系、提升专业精神，推动教师真正做到自尊、自强、自省、自律，用专业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领学生全面发展，以高质量、公正的教育赢得学生爱戴、人民满意。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此决定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开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新篇章。随后，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决定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决定》和《规划》的突出亮点有两个：一是坚持职业教育兜底、保基本、促公平的核心，继续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支持力度，重点加强农民、农民工和困难家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二是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职业教育，包括中职（中等职业）教育、高职（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承担部分社会培训功能。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农民，将会有更多农民从现代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春风中与全社会分享“成才红利”。

　　职业教育是农民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个现实途径。由于受城乡诸多差异影响，职业教育的主要生源来自农村，而其中的中职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又因其涉农人数大、国家政策财政支持力度强、就业率高、实用性强等特点而成为大多农村孩子职业教育的一个首选，也成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重点。以技工学校为例，2013年我国技工学校共有在校生386.6万人，其中70%即270万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我国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教育首次大发展始于2007年，因为从当年开始国家层面实行了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到目前，中职学校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免除了学费，还有约20%的学生每年享受1500元国家助学金。同时，高等职业学校也纳入了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近些年来，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高于90%，每年约有500万农村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实现了到城镇就业。《决定》再次强调了职业教育向农倾斜的精神，这对农民和农民工来说是个福音，同时也是“让人人都有出彩人生”的制度保障。

　　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再成长和再发展提供了可能。以往的职业教育理论上并没有堵住职业教育学生继续深造的通道，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不够、高等院校里缺乏可直接选择的对口专业等原因，降低了学生继续提升的成功率。但从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角度考虑，全面贯通这个通道是十分必要的。未来，我国将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积极发展继续教育，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30余所高校提出了由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的试点申请。教育部方面表示，转型可以是大部分专业，也可以是一部分专业。同时，国家层面还正在制定职业教育扩至本科的政策，未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将从高中和大专拓展到包括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

　　职业教育向农倾斜不仅是惠农之举，更是强国之政。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拥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特别是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选择，以建立巩固的、可持续的人才和技术竞争优势。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正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业技能人才，其人才类型覆盖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从国家教育层面，未来我国要将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放在中职教育上。最近3年，高职教育使近850万户家庭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中职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对提高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考不上大学的一种无奈选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了个人成长和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如果说2007年我国开始大发展的是职业教育的话，从现在开始的再次发展的职业教育则在前面加了“现代”二字，“现代”的含义包括许多方面，但惠农、强国、继续教育、终身发展无疑是其最闪亮的时代印记。

总书记批示，总理接见，时隔8年之后，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再襄盛举。

    国家的战略与企业的关注汇合在一起，这轮职业教育改革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工业化，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更多技能型人才；二是城镇化，美好生活也得有专业靠谱的服务业。

    职业教育与人事制度、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相关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抓手。

    3个月前，新华社瞭望智库和《财经国家周刊》，就启动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未来”专题调研。联合了北京、天津、四川、广东、湖北等8个分社记者，集纳了教育、经济、产业等方面的专家，调研了中职高职、民办公办、东中西部一线的院校、相关企业与地方园区。

    希望与读者分享这轮国家战略出炉的过程、亟待突破的现实困局、一线职教人的奋斗创新、海外经验在中国的本土化、以及产业界的需求和雄心。

    图为《财经国家周刊》2014年第14期封面。

    职教决策出台幕后

    形势尽管严峻，但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翟永冠 于春美

    6月23~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与以往年度工作会议不同，此次大会因总书记和总理的特别关注，以及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基础性战略规划，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最高领导人之所以聚焦职业教育，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2013年7月3日，欧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柏林召开首次青年就业会议，对加强职业教育形成共识，强调要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及要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也纷纷加大对职教的投入和改革力度。

    中国周边国家也在调整有关政策。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下称“职成司”)巡视员王继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去年参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听泰国教育部部长说东盟在明后两年将形成自己的职业证书框架。”

    各主要经济体发力职业教育，背后是全球人力资源竞争的游戏规则正在变化。

    未来，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最关键的指标不再是简单地看毛入学率、高校毕业人口或是教育投入的GDP占比，而是看它的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得到认可，看它的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程度。

    例如，德国有诸多职业资格认证在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都被认可，其技工可谓一证在手、走遍全球。一个产品如果是由德国专家与技工参与生产，就是可靠的代名词，就能得到人们的青睐。

    这一趋势令教育部人士深感忧虑。“人家‘新丹’已经出来了，我们不能再炼‘旧丹’。”王继平说。

    目前，中国不少地方还只重视学历教育。如果再不转变观念、加快改革，中国的职业标准与劳动力流动将趋于被动，甚至会被东盟赶超，“这是国家战略问题。”王继平表示。

    决策始末

    形势尽管严峻，但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可能是职业教育第一次获得最高领导层的长篇专门批示！”教育部职成司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高层领导的关注，是针对教育部日前就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份“上书”所言。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教育部此前成立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课题组，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至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份报告提出，就业热与招生难并存、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大与参与程度低并存、职业教育投入增量大与长效机制缺失并存，是当前中国职教改革的三大矛盾。

    该份报告引起总书记和总理的关注，并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此后，意见迅速转化成决策和行动。

    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共计28条，从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入手，明确了具体任务分工和改革时间表。

    6月23 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在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看来，高层的关注，使职教改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中国职业教育迎来重大机遇期，产业发展蓝海在前。

    作为后继政策安排，教育部职成司办公室主任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形成2014 2020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

    改革导向

    教育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职教改革未来将围绕三大部分展开——

 一是职教体系的完善，包括中职与高职的衔接、部分高等教育学校转型两个部分；二是探索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深度融合的机制，提升培养质量；三是推动配套政策，包括推动立法进程、推动财税支持以及深化高考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等。

上述改革方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职业教育的范畴，瞄准的都是目前教育系统里的“长期顽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痛点。

以招生为例，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招生之难，很大程度是因为职业教育在实际操作中属“断头教育”，读到中职或高职就基本“到头”，职教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割裂，学生很难有机会更上一层。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郑文表示，作为全国第一职教大省，广东每年约有75万左右的中职学生毕业，其中有机会升入高职的学生年均比例不超过10%。而这一情况在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多个省区市普遍存在。

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则更为狭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李红说，“我们学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约有500人，能考取的仅200人左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方上已有中高职五年一贯制、中高职与本科院校合作开展的“3+4”入学、职教大赛优异者免试入学等探索，通过拓展招考方式，拓宽职教学生的升学途径。教育部下一步想将这些试行的招生方式在全国推广。

但教育层次的上升之道打通，在教育部看来，并不是衡量职教改革成功的标志。

“我最担心的是职业教育又会走到学校、学科、学历、学位的传统路子上，好像是越高越好。”王继平表示。读完高职读本科，读完本科读研究生，最后成为职教博士。“这个导向我们不赞成，也救不了职业教育。”

对于开拓职教上升通道，刘宏杰用更为明确的词汇来描述，即“搭建立交桥”。

未来我国大部分职教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在中职或高职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并在工作后根据职业和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接受学历或非学历继续教育。“搭建立交桥”并非升学导向，其主要意义在于学生和社会成员在学习和工作的不同阶段，都有途径继续学习、提升能力。“路径更宽广，流动更灵活，选择更多样，这是立交桥的真正含义。”刘宏杰说。

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例，其毕业生相当于专科学历，毕业5年后有60%的学生通过边工边读或辞职再读的方式，获得本科学历。

企业归位

让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重新归位，是本轮职教改革的另一重点。

多年来，校企在合作过程中“校热企冷”现象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职教配合意识和内在动力。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往往“单相思”。

江苏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魏晓峰十分期盼改革能尽快推进。“校企合作若能从‘喝酒推动’变成‘法治推动’，不仅保了校长们的胃，更保了职教的根。”

在《决定》中，专业设施与产业发展对接、教学内容和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的三项“对接”，被定位成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

“李克强总理对发展‘学徒制’非常感兴趣。”教育部相关人士透露，在《决定》草稿中，涉及“学徒制”试点的内容，原文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总理看后加上了‘完善支持政策’这句话。”

“学徒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使学徒具有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的双重身份，最起码有一半时间用于企业实践。在欧洲国家，“学徒制”往往是学生先找到愿意录用自己的企业，成为企业职工，而后企业出面为其寻找学校，再将这名职工送入学校学习。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学徒制试点意见和实施方案已由教育部职成司拟定。

此外，教育部正在拟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草案。按照规划，该办法将对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在举办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权责利，以及各主体之间的联接方式、运行机制予以明确。预计今年或明年进入立法程序，或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

博弈之难

职业教育虽然属于教育体系中的一支，但其发展所需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却经常超出教育范畴，其难度之大教育部也经常望之兴叹。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之难便为一例。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法律规则要素不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修订。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相关修法事项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时就已被列入规划，但因相关部门在一些问题上未达成一致，导致长期搁置。

有专家表示，职教法律法规在结构内容和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不同行政部门各管一块，协调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相互掣肘现象突出。

据记者了解，人社部认为，职教法修订不宜由教育部门承担；而人社部制定的职业培训条例，教育部也有不同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对修法很支持，全国人大也找相关部门协调过，但了解情况后感觉很难推动。这需要从更大的范围来调整，也需要早下决心。”相关人士表示。

职教改革所需的财政支持，同样需要部门合力以及地方政府配套。

教育部职成司资料显示，从“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超过了500亿元，但是大量资金以专项拨款的形式体现，而按年拨付的、以每校每年学生数量为基数的生均拨款机制，一直落实不下去，而后者才是支撑职业院校稳定发展的资金基础。

“目前，有的高校生均拨款能近万元，到了专科学校就只有三四千，有的中职学校根本没有，只能靠项目经费和其他一些收入过日子，非常艰难。”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事实上，在1996年版的职教法中，关于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确定生均拨款标准便有明确规定，但截至目前只有大概20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落实了这一规定。

据悉，为解除其企业关于学生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教育部目前还在牵头对企业办学所需税费优惠进行调研，并牵头推动实习责任保险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这需要包括人社部、财政部、保监会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

    近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联合在京召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重要前提。

    “从社会舆论层面看职业教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中国职教学会会长纪宝成讲道，这些年来整个社会精英教育氛围过于浓厚，而且愈演愈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专院校要升为大专院校，大专院校要升为本科院校，每所大学都希望成为一所精英教育的大学。与追捧精英教育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是漠视、轻视，甚至歧视，从一定程度上导致职业教育被边缘化。要改变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把‘劳动光荣’的重要性宣传好至关重要”。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仍不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劳动和劳动者在当前焦躁的社会风气下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挫伤了人们对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

    “发展职业教育的核心动力，是用市场的力量让学生在市场实现自身价值。如果一个混日子的公务员、白领就不如一个优秀的车工、焊工挣得多，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转变对劳动者的态度。希望用市场的力量对应上层建筑的调整，使劳动变得更光荣。”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这样表达自己的期盼。

    杨农认为，对劳动的尊重事关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所以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用”的教育。人们若不尊重劳动，就只能对投机尊重，对机会尊重，对机会主义的胜出者尊重，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就不容易提升。要让接受职业教育的孩子感觉幸福，不仅要挣到工资，还要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一个有尊严有体面的人，如黄炎培先生所言，职业教育的根本特色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需要职教人，乃至社会各层面都做出不懈的努力。

    与会专家认为，职业教育往往是说起来重要、选择起来次要。追求学历教育，轻视技能教育；追求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以及公众对一些职业教育学校的调侃揶揄，反映出社会的普遍心理。职业教育发展遇到如声誉低、社会认同度低、生源差等种种困境，尽管原因众多，不过其中“三低一高”政策难逃其咎。1999年的教育部出台的《关于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其核心内容是对高职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发教育部印制的毕业证内芯，不发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省级财政补贴为主(实质就是按教育成本的高收费)，此即“三不一高”。

    “不能因为它姓‘职’，就继续延续这样有失公允的政策。”杨进呼吁，要大力加强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纪宝成也认为，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不合理，需要做出较大调整。

    除了呼吁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大家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从不同角度探讨交流了在新形势下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提高发展保障水平的思路，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专家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打破职业院校“低人一等”的形象。

    杨进认为，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定位。从制度层面打通职教生从高中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架起人人皆可成才“立交桥”，打破个人发展的天花板。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改变歧视性政策。其次要深化办学方向和课程体系改革。职业教育需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让职业教育发展更加“职业”、更有特色。

    纪宝成则表示，除了要增强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的美誉度、在宏观制度上对职业教育保驾护航之外，职业教育还要给学生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职业院校需要‘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纪宝成对前几年一些优秀高职院校忙着升格提出批评，“不要总想着培养拔尖人才，要忠心、忠诚于职业教育，努力培养一流劳动力大军，职业院校要有这样的志气、志向，才能越办越好”。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董洪亮）“201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15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2013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其中，中西部地区毕业生本地生源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达到67%。2013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为2940元，分别比2012届、2011届毕业生增长7.7%、18.5%，毕业生3年后收入翻番，增速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水平。

　　报告显示，2011届至2013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上升50%，2013届高职毕业生毕业自主创业比例为3.3%。调查发现，高职生毕业时自主创业的主要动机是为抓住机遇，而不是因为就业困难，其中机会型创业占毕业生创业的比例为85%，生存型创业的比例只有7%。

　　在高职院校经费来源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54%，但高职院校的生均公共财政经费明显低于普通本科院校，从全国情况看，2011年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是高职高专学校的1.78倍。

　　该报告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科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

    本报北京7月15日讯（记者 翟帆）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科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的《201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今天发布。报告以第三方的视角，客观评价了高等职业教育一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报告显示，一年来，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持续提高，毕业生收入增长“跑赢”通货膨胀；对母校满意度有所提升，师生交流程度、对核心课程有效性的评价高于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3年后收入翻番，增速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水平，且有六成左右实现了职位晋升；产教融合的深度和校企合作的广度持续增加，学校合作企业达15.6万家，校均100家以上。2013年，政府以财政专项引导高职改革与发展，财政专项杠杆作用日渐显现；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严格把关，给一批项目建设单位亮“红牌”，成为财政专项建设质量监测的亮点。招生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人数达到144万名，较上年增加11万名，占高职招生计划的43%。

　　报告同时显示，虽然高等职业教育在新的起点迎来发展新机遇，但也存在着当前就业与生源供需变化挑战办学模式、“升本”诱惑挑战学校层次定位、应用本科转型发展挑战高职院校独立空间等实际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 “学校刚开完转型的会，校长说必须要转（往应用型方向），三本高校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武汉一家三本院校老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一个背景是，6月23日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前夕，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比2002年、2005年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传达的精神，这一次职业教育改革完成了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而在全球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许多高校在这个暑假忙碌起来，许多高校已开始顺势抢占改革先机，也有高校仍持观望态度，还有少数高校因改革“传闻”引发波动。

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积极改革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表示。

《决定》首次提出普通本科学校的转型，明确指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此前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本科学校的转型首次提出，涉及面较广，引发热议。

在湖北，顺势改革，促进学校转型发展，抢抓改革先机，代表一部分地方三本院校的态度，一位高校负责人透露，“改革抓得好的话，或有政策优惠”。

 “今年起，学校更名为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定位于应用技术型大学。”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原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宣传部部长唐军国介绍。

5月16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同意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转设为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函。函中明确鼓励学校办学定位于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湖北省教育厅下发开展省属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试点通知，要求各学校决定是否进行转为职业技术大学的试点。对此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积极申请了试点。

唐军国介绍称，今年起淘汰掉英语翻译、计算机、数控机床三个就业形势不好、师资也欠缺的专业，增加了优势专业珠宝宝石及材料工艺系等。学校业已将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定位广泛宣传。

武昌工学院一位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跟重点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很多专业上，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在政策项目资金和科研经费，以及师资方面，都无优势；往应用型方向转，该是必然趋势。比如他们学校的机械专业，在应用型方面做得比较好，就业形势非常好；目前转型正是他们学校的中心工作。

类似于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湖北省有独立院校32所，在校生24万人，占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20%左右。独立学院脱离母体转为民办本科院校成为趋势。很多教育界人士指出职业教育是独立学院发展的方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一位老师介绍，学校谋策已久更名为武昌首义大学的申请已经进入检查阶段。该校招办老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学校并没有参加此次试点。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参与招生的老师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学校一直在往职业教育方向转型，课程逐渐偏向应用技术层面，但职业技术型大学的整体转型还没有开始。

    而对于中高职院校，《决定》提到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搭建“立交桥”。

6月25日湖北省教育厅发布了《致2014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家长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湖北省正在抓紧制定高职和应用型本科衔接制度，从明年开始，采取高职和应用型本科“3＋2”分段培养，学生在高职学习3年，本科学习2年，毕业后颁发本科文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湖北省教育厅了解到，湖北还在探索中职与应用型本科的衔接，采取“3＋4”中职与应用型本科分段培养模式。

家长和学生的困惑 ：本科变专科？

尽管教育部进行了好的制度设计，但是此次改革到底是干嘛的？改革是否意味着本科变专科？基层很难一时间适应这场变革。这恐怕是学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议题，也在各地高校间以及网络上引发“某二本或三本要改专科”的传言风波。

 “职业技术型大学是一种本科教育改革，不是把本科降为专科，而是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在微博上反复声明。5月中旬，湖北经济学院关于院校转型的讨论在全校师生中持续发酵。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王硕（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湖经职改的讨论引发谣言四起，传言湖经将降为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担心“红本本进，绿本本出”。今年高考完填报志愿的达雪（化名）则在微博上@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表达自己对湖经变身职业院校的疑惑。

吕忠梅在其个人微博上反复声明，“我国要把教育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类，这一次的改革，是要把一部分普通的高等院校转化成为这种职业技术类型的高校。职业技术型大学是一种本科教育改革，不是把本科降为专科，而是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湖北经济学院参与招生的一位老师表示学院并没有申请本次转型试点，办学目标依然是教学型大学，作为文科学校不太可能改为职业技术型大学。

“引起热议是因为受到传统教育观念影响。”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天津大学博士后付卫东分析称，应用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对接，是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但是我国的职业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部分地方高校，担心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其发展后，前景会受到限制。

湖北省教育系统一位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什么是职业教育？对于教育系统人士、校长、院长、老师或者学生和家长，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他表示，现在关键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单位对其定位，比如说政府或企业招人、评职称等。

“如果这个社会对工人和公务员的认识平等了，职业教育的认知或会根本改变。”上述官员表述。

事实上，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湖北当地的多所二本、三本院校老师以及教育系统相关人士，大家理解千差万别，一位三本院校的校长跟记者强调“我们不是职业教育”。

“通俗来说，职业教育就是培养熟练的劳动者，培养掌握劳动技能的技术型人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范先佐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强调熟练的劳动者不是低层次的，这种应用技术型人才也是分类型的分层次的，包括中专、专科层次的教育，也包括本科、研究生乃至博士层次的教育，一定要转变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观念。

 　 新华网长春７月１４日电（记者张建）第五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校长杯乒乓球锦标赛暨首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乒乓球锦标赛１４日在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高职院校的百余位校长和学生代表参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职业教育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主席陈建民说，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校长杯乒乓球锦标赛是全国高职系统的一项品牌赛事，借此优势，今年首次举办了学生参与的“首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乒乓球锦标赛”，目的是以乒乓球为纽带和桥梁，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系统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引领广大师生构建充满活力、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此次比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职业教育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协办、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是首次在东北举行，来自１７个省市的７６支代表队将齐聚美丽的净月潭边、蓝星湖畔参加比赛。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作为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尽管总体和实质性突破难度很大，但地方探索和局部推进可圈可点。从浅到深，从少到多，从单向到多向，从短期到持久，从实践行动到政策制度，学校和企业、地方和中央，一直都在提升和变化。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过去曾因“小学校对接小企业、服务小五金的大战略”而引人注目，现今又谱写校企深度合作“三部曲”，即“合作育人—引企入校合作生产—合作技术研发”，其实践探索立意更高、视野更宽、内容更广、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概而言之，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都成为赢家。

    站在职业学校的视角，笔者有以下思考。

    一是急政府之所急。职业教育首要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希望造就出适销对路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地方政府所想所求。通过校企紧密合作，既能解决就业市场的“技工荒”，又能缓解教育市场的“招生难”，一举两得，一箭双雕，政府部门何乐而不为？当然，重要的是政府要帮助学校和企业解决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难题。

    二是急企业之所需。学校培养人，企业使用人，供需匹配是学校和企业的共同愿望。但目前企业规模和水平不平衡，中职学校牵手的绝大多数还是私营或小微企业，他们与学校合作的动机首先是有利可图，主动服务应该是学校的先导意识和着力点所在，通过先付出、先贡献，再寻求支持和帮助。永康职校就是切实从管理、技术、生产、生活等方面让企业先得到了实惠。企业需要“信得过、用得上”的员工，自然希望介入办学全过程，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就业，从校中厂到“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在企业自愿下不断升级，学校随之在专业、课程、师资、实训基地等积累上赢得便利。因此，互动双赢是校企合作的应然。

    三是借高校和科研院所之力。开放办学、集团化办学是职业教育发展之势。“精密五金模具研发中心产学研联合体”，就是职校借船出海、借鸡产卵，与大学、行业、研究部门多方合作、深化校企合作的实现载体。中职学校成为科技研发中心，并不多见。

    四是使教师扬长避短，促学生更好更快成长。校企合作是路径不是目标，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是培育人才。首先，优化教师是关键。实践证明，“上挂横联、内提外引”的师资提升模式，是帮助教师走出实践能力困境、主动服务企业的成功案例。其次，促进学生成才是归宿。实习即生产，作品即产品，毕业即就业，这样的校企合作也会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喜爱。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对接磨合中，不断前行。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华 绘

    近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多处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施以重墨，在总结30多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这无疑吹响了职业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号角，也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发挥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

    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决定》在基本原则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这一表述实际上回答了政府在职业教育这一公共产品中的角色定位。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政府不但是职业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而且是事实上的办学者。政府举办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不仅对其实施外部行政管理，并且直接干预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如专业设置与调整、育人方式、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职业学校成为政府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办学动力和发展活力。

    现代社会政府的定位正在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也应尽快适应这种转变。由此，《决定》对政府职能做出了具体规定，“着力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规划、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等”。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虽仍发挥主导作用，但其职能却发生了从“划桨”向“掌舵”的转变，即不再“大包大揽”从举办到办学的一系列权力，也不单局限于市场失灵情况下临时加以干预，而是从职业学校的内部事务中实行战略性撤退，承担起统筹规划、提供愿景和监督指导等职责，用计划、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服务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职业教育实行组织和领导。

    政府肩负着职业教育“保基本、促公平”的诸多历史重任，一是要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基础职业教育，保障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等。二是要加快制定和完善职业学校办学标准、教师资格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财政投入制度、质量评价制度、职业教育督导制度等相关制度，并有效地进行监管。三是要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满足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充分运用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引导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特别是要把有限的财力从以往的圈地建校、购买设备等外延扩张转到课程资源建设、师资素质提高和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等内涵发展上来。四是要当好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如加大对农、林、水、地、矿、核等专业的支持力度，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内的初中毕业生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等。

    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路径依赖”，对接市场需求的意识和程度还远远不够。

    教育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特别是面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全依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市场介入程度的不同，可以采取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即实质性市场化运作和局部性市场化运作。前者，指在诸如成年人高端技能培训、社会转岗培训、提升生活品质培训等准基础性或非公共性教育领域，可完全引入市场运作机制；后者，如建立区域性的兼具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跨企业培训中心、职业教育集团等新型的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在政府的统筹下，支持引导社会力量，特别是发挥企业重要的办学主体作用，通过建立健全联席会、董事会、理事会等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明晰产权和运行成本分担机制，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为激活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双向互动中所蕴藏的资源潜力，《决定》中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和底层突破的方法，“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以及“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从基层学校和企业中寻求职业教育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生长点。

    发挥行业组织等第三方作用

    作为职业教育第三方的行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提供诸如职业教育这一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常常面临着成本危机、效率低下等问题，而市场机制则同样因“搭便车”问题而失灵。因此，职业教育应该引入非政府、非市场的第三种力量——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它具有非营利性和自愿性特点，可以填补政府不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缝隙。第三方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使其更贴近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企业，更了解职业教育服务对象的需求，能够更灵活地对服务需求做出弹性反应，也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其对企业的统筹、指导和管理作用。

    这次出台的《决定》不仅提出“加强行业能力建设，分类制定行业指导政策。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还首次明确了行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即“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定期进行本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发布。二是协助政府开展校企合作的立法咨询。三是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下制定本行业职业能力标准，并组织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四是联合本行业及教育领域专家共同进行专业技能课程资源开发。五是参与开展职业教育质量评估工作。六是组织开展本行业的技能竞赛活动等。

    （作者马成荣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所长、研究员，陈向阳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博士、副研究员）

    要引导一批本科院校转型为技术应用大学，纳入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这个话题最近成了舆论的热点，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潮流。然而转型涉及环境、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流程、资源、评价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只是一部分学校的自身行为，也是整个社会、政府、产业、学校、师生和家长的转型。面向职场的现代职业教育，就是要使专业教育摆脱“自娱自乐”，纳入到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所以，尽管转型复杂，涉及方方面面，但它的基调简单，就是引入“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的本质是按照社会需求制定教育目标，实施讲求效果和效率的学校管理和培养过程，最后接受市场的评价评估。这是一个闭环反馈控制系统，教育机构需要持续改进不断更新，才能紧跟社会需求的动态目标。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府、学校、产业分工合作，“管评办分离”，但要“按照统一目标协同”。至少需要做好下面的几件事：

    思想奠基。要在社会上发起关于面向职场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大讨论，介绍国内外先进典型，转变全社会的观念，特别要全面总结宣传过去10年政府主导的两大专业教育示范工程（示范软件学院和示范高职）的经验，向所有层次的专业教育推广。把思想先行和转变观念作为建设“现代职教体系”的基础，把道理讲透，使转型建立在正确认识和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在市场驱动的机制上。否则，利用行政手段操刀匆忙转型，会引起思想混乱、方向迷失、行动受挫、事与愿违。

    数据引路。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和工程院等政府部门要密切合作，打破部门间的壁垒，立即开展由政府主导、组织、支持，由第三方民间机构实施的中国产业人才需求全面调查，包括目前和未来3～10年人才类型、层次、数量、质量等方面。这是面向职场专业教育决策的基础。中国产业规模最大、发展最快，但是缺乏反映需求的真实准确数据，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培养目标、资源配置等各方面的决策难以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各个学校也应当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深入了解自己服务区域的人才需求状况，作为决策的基础和依据。

    产学合作。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市场机制下的“产学合作”，这是所有面向职场专业教育应当采用的办学机制，是现代职教的基石。“产学合作”的广泛、稳定、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指令和政策，更不能只靠校友关系和感情资源，应当建立在“双赢互惠”的市场原则上。同时，要有一大批熟悉产业和教育的企业作为桥梁和中介机构，一方面联系产业，一方面联系教育，按照市场原则，使他们能够互补互利、双赢互惠，成为市场机制下的紧密合作伙伴，这些中介企业也因此而盈利发展。

    经济杠杆。政府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转型。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按照社会的人才需求、培养成本和学校对社会需求的贡献大小来分配教育经费。例如，职场上各层次各类型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重要性及学校定位对这一需求的针对性；学生入学时的水平与毕业时比较的增量；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毕业生的社会口碑；学校对社会和产业的其他贡献等。总之，政府对学校的财政制度要建立在投入／产出考量上，要有绩效的概念，变“拨款”为“购买教育服务”，“买”有所值。可以在每3～5年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决定下一周期的拨款。这些原则应当运用到中职、高职、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也应兼顾公办和民办教育。对绩效好的民办教育实行生均拨款制度，是对学生父母作为纳税人的回报，是减轻学生家庭负担的举措，此举会改善民办教育的生源，也是对把民办教育作为国家教育资源一部分的肯定和支持。要在政策和实践中纠正对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偏见和歧视。

    自主办学。政府要退出从学校定位到办学过程的实质性介入，要把办学自主权交还给学校。学校应将眼睛紧盯市场和职场，研究服务区域的环境、经济发展特点、产业人才需求、服务社会产业的各种机会；要研究自身的办学条件、资源，特别是生源、师资和管理，根据需求决定人才培养定位。不要一味追求“高大上”，不要只是眼睛向上盯着政府的指令和眼色行事。须知好的政府的宏观指导也是从研究市场需求而来，但那针对的是一般情况。每个学校的决策还是要在大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环境条件而定，这样才能接地气、办出特色。

    公平竞争。现代职教将面向职场需求人才培养的范围扩大到以工程师为代表的高层专业人才层次，这是新事物。有三个途径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本科转型、高职提升、本科高职联合办学。国家应当把办学自主权放开，以满足职场对高层人才的巨大需求。本科院校有较好的学科资源和专业教育基础。一批新建本科院校一直保持过去的面向职场需求的优秀传统，已在培养对路的高层专业人才，还有一些在实施“卓越计划”和根据华盛顿协议“专业评估”中正在转向职场需求，但多数院校缺乏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经验和资源，需要将学术导向转变为职场导向，需要建立良好的深入的产学合作关系，这些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部分高职院校、特别是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具有正确的职场导向办学方针、方向和模式，有很好的面向职场需求培养中层人才的经验，有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和实训实习条件；但缺乏培养工程师等高层人才的经验，学科基础较薄弱，需要提高。这两种途径各有优势和困难，应当在公平竞争中由市场来选择。开展应用本科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优势互补，发扬各自的长处，联合培养符合职场需要的高层人才，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政府应当取消高职、本科院校行政级别或其间的差别，这是去行政化的重要措施，也消除一些高职院校盲目升本的动因。

    市场评价。采用市场机制评价学校的绩效和优劣。过去的高教评估封闭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采用的是学术标准。现代职教要采用市场机制，由关键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产业和社会来评价专业教育的结果，要看学校对社会人才需求的贡献，对学生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的贡献，学校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贡献。

    总之，构建面向职场需求的现代职教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应当建立市场导向的机制，政府、产业、学校和社会分工合作，才能使它健康地发展和成长。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企业应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要“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并完善相应的支持保障性配套措施，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并强化了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所应发挥的主体作用。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重要意义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发挥主体作用是由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运行机制等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内驱力量及外部推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就是要在相关法律与制度保障下，让企业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办学主体、投资主体、培养主体、管理主体及评价主体。

    第一，充分发挥企业作为举办主体的优势作用，是增强职业教育活力的重要手段。企业享有办学权利、负有办学义务和承担办学责任，可依据自身条件选择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大型企业可以独立举办职业院校，对于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而言，更现实的是有限地参与职业教育，联合举办或者以其他校企合作的形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第二，发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是实现职业教育投入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既可以单独投资，也可以与其他投资主体联合投资，举办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可以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学场所，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学设备，企业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可以作为职业院校的师资。国家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企业与学校共建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企业办职业院校给予支持。

    第三，发挥企业的培养主体作用，是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企业要积极参与课程开发、基地建设、专业建设等具体人才培养环节中，并居于主导地位。在实践教学中，企业可提供教学场所，将生产岗位和企业教育中心组成系统的技能实训基地。学生在企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的指导下接受岗位技能培训，形成人才培训与使用的高度统一，有效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发挥企业的管理主体作用，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管理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决策、质量与效益评估，以及人才培养等全过程，可以提高职业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要理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与市场的关系，科学界定政府管理职业教育的权限，并推动企业等作为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共同治理。

    第五，发挥企业的评价主体作用，是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制的重要基础。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应实现专业与产业、职业、企业的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以及毕业生素质和技能水平与职业岗位要求的对接，这就决定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权。

    完善企业主体作用的政策保障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我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中，要进一步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和功能定位，以及权利、义务和责任，为企业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法律保障；明确企业办职业院校的法律属性，赋予其合法的身份和地位；明确对未承担相应义务企业的惩罚措施；将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二，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激励企业主体作用的发挥。明确企业办职业院校的公益性，依法享受相关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优惠政策。一是允许企业办院校按照一般事业单位独立核算，将企业办学的资产给予界定，减轻考核压力。二是完善教师资格标准，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支持学校自主聘请兼职教师；完善企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相关政策，任教情况应作为其业绩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三是完善土地等优惠政策，对企业承担社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所需建设用地，给予划拨土地等优惠政策。四是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企业投入职业教育的建设经费和事业费等给予减免。

    第三，保障企业办职业院校的经费投入。采取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一是由地方政府对符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企业办职业院校，按照公办职业院校的标准拨付生均经费。二是加大地方政府经费统筹力度，发挥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益；对举办职业院校企业所缴纳的教育费附加，按其在校生规模，给予一定比例返还，作为办学补助。三是建立专项资金，对于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较好成绩的企业办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师资培养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扶持。

    第四，强化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中的指导地位。各级政府转变职能，下放权力，督促行业建立职业教育指导机构，赋予其指导监督责任。将行业调研、行业规划、制定职业资格标准、技能等级考核和人才培训等事宜，纳入行业协会的职能范围。指导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和专业建设，协调学生实习合作和共享实习基地的建设，制定职业准入标准，审核管理行业资格证书。

    第五，加强宣传激励机制建设，为企业发挥主体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各级政府要设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资质认证制度和企业贡献等级评级制度；设立奖励制度，对于在职业教育中贡献突出的企业予以奖励和大力宣传，激发企业履行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意识。

    （作者高鸿系辽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赵昕系辽宁教育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杨远航 绘

    “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对于职业学校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然而，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校热企冷”并不是个别地方的偶然现象。校企合作过程中，如何吸引企业深度融合、实现“校热企热”？许多职业学校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职业教育肩负着服务产业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因此，职业教育要有更大的作为，就一定要跳出教育看教育。

    近年来，身处全国最大五金产品生产基地与集散中心的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立足地方经济，努力打造教学、生产、科研三位一体的实训基地，实现校企在人才培养、生产实训、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多赢，走出企业主动搬机器进校、争项目合作的精彩之旅。

    从人才培养中找到结合点

    在永康经济由小五金向大五金转变、由浪潮经济向总部经济转型升级的区域环境下，不少中小企业人才告急，特别是技能人才难招、难留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永康职校经过广泛调研了解到，这些企业，已不满足于简单地从人才市场招进低廉劳动力，他们希望能招到有技术懂管理的中高级技能人才，他们希望能留住有企业文化认同感的员工。

    一方是培养人才，一方是急需人才，然而双方却没有一拍即合，问题出在哪里？职业学校要找到与企业的结合点，就要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就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能人才需求而“转”、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利用产业转型升级之机，学校找到“提供企业对口的人才”这个结合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大批“永康技工”人才，这无疑激起企业对校企合作的兴趣。

    近年来，学校整合永康、武义、缙云等地浙江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资源，联合科技部门、劳动部门、机电行业协会、浙江工业大学、15家制造类企业、8所专业相近的职业学校，牵头建立“金华市机电职教集团”，通过定期开展活动、关注技能教学与顶岗轮训的衔接、促进资源共享，共同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针对永康五金机电产业转型升级快的特点，学校及时调整专业设置，以机电、电子电器、数控、模具、汽车等专业为重点，辅之以会计、电子商务、商贸英语、物流等配套专业，使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当地的产业结构相吻合。同时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实训基地、教育科研等方面入手，不断加大专业建设力度，并取得明显成效，机电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等3个专业已经成为浙江省示范专业。

    与此同时，学校以实施订单班教学为切入点，聘请了50多位企业专家、能工巧匠为兼职教师，培养具有实用、有用技能的学生，让不少企业如获至宝。如与超人集团的合作，校企共同从学习委员会组织架构、教师团队、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教学流程、课程计划、考核评估等方面，为超人机电班制订了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超人集团副总裁金天鸿亲自担任超人机电班的兼职班主任，而潘世勇等6位企业专家组成“超人集团讲师团”定期到学校上课，使订单班学生用起来顺心、顺手。

    “企业的变化很快，而我们的教材往往滞后，一些专业课内容多年不变是常事，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愧对学生。”学校上下形成共识，职业学校要让学生学的东西有用，学习内容必须来源于企业，符合企业需求，与企业发展同步；学习内容必须来源于科技前沿，代表企业发展方向。为此，学校不断总结课程改革经验，聘请课程专家、企业界人士组成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建立校本教材开发办公室，形成校企合作开发校本教材的特色，至今已经开发出60多种校本教材。如学校模具专业，在课程改革中邀请企业全过程参与，编写出7门核心课程教材，在2013年12月由学校承办的全国模具课改论坛上，7本校本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得到企业界的广泛认同。

    从生产性实训中找到切入点

    过去，校内实训由学校独立完成，师生辛苦之余，感叹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通过校企合作下的“做中学”来实施。校企合作的生产性实习，使学生的实习实训场所从学校转换到企业，从模拟、仿真的实训场所延伸到真刀真枪的生产场地，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尤为重要。

    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建立校外企业生产实训基地外，最为有效的便是引企入校，可以直接满足学生生产实训的需求。引企入校的切入点，就是校企共赢，在企业获得效益的同时，师生能顺利参与到设计、生产各个环节，真正取得真经。

    引企入校，将生产车间变成教学实训场所，真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刚开始，为了充分利用实训场所与实训设备，学校联系了几家模具生产企业，准备引厂入校，但他们以校内设厂没有在专业市场方便接单、企业生产与学生实训难以兼顾、企业管理与学校管理有冲突为由，不愿意与学校合作。怎么办？作为职业学校，唯有坚信服务企业的理念，想企业所想，出台适合企业发展的运行机制，才能赢得企业抛来的绣球。

    为此，学校专门开辟了1000平方米的场地，提供了包括线切割、加工中心在内的100多万元设备，与企业共用。为了突破传统管理的运行机制，学校聘请入校企业技术人员为兼职教师，白天从事企业生产，晚上给学生上课，学校支付一定的薪酬，打通了制约合作的瓶颈。

    2013年3月，宁波市锋锋模具厂带来塑料机、精雕机、立钻等近80万元设备，精挑细选13名技术人员正式入驻学校，建立了模具生产实训基地。一年多来，学校安排了两个教学班及部分专业教师，全程参与到模具设计、模具编程、精雕机操作、线切割等工序中，师生在进行了100多套模具的设计与生产后，具备了独立承接模具制造业务的能力。

    学校与企业合作在校内建立生产车间，直接为企业生产产品，真正实现了校企双赢。对企业来说，节约了生产成本，缓解了用地和技术工人短缺等问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他产品的开发生产；对学校来说，把消耗性实习变成生产性实习，实行半工半读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不仅节省了实习成本，而且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实践中了解企业，熟练地掌握生产技术与操作技能，未出校门就成为技术熟练的师傅。

    从技术研发中找到兴奋点

    在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学校逐步认识到，教学性实习场所、生产性实训场所的合作，只是初始的、实操性的合作，要使校企合作迈向更高层次、走得更远、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就要在技术研发和工艺流程改进等方面进行深层次融合。

    基于这种思考，学校认定“产学研”一体化是最好的模式，并提出“技术突围”的口号，成立了模具产学研中心，下设研发攻关小组与创新实验室。出乎意料的是，“技术突围”的实践，立即吸引了企业的关注目光，让校企合作找到了兴奋点。

    学校完全按照企业的生产要求建造了一幢占地6000平方米的模具研发中心大楼，建立了模具设计区、模具实训区、模具生产区、精密测量实验区以及模具展示区，形成集教学、生产、科研、培训、技能鉴定、技术服务、职业素质训导于一体的大型基地。

    为了探索校企之间的深层合作，学校以模具研发中心为平台，联合永康市科技局和模具行业协会、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单位建立了“精密五金模具研发中心产学研联合体”，旨在努力攻克一批技术难题，研发并转化一批科技成果，为促进五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五金产学研团队积极为当地企业进行技改项目，今年已经完成7项。在“电动工具压板扳手自动化铆接设备”技改项目中，学校攻关小组改变了20年不变的工艺流程，投入企业应用后，安全性提高，报废率降低，生产效能提高一倍。在“角向磨光机输出轴平面倒角机”技改项目中，攻关小组改变了上料方式，完成送料卸料自动化，提高了近两倍的生产效率。目前，产学研联合体与中小企业开展技改项目对接，承接了浙江三博实验有限公司500多万元的空气清新器技改项目。

    学校创新工作室团队近期有15个项目在申请专利，师生已经10多次获得省市创新发明比赛大奖，企业向学校递交了30多个技改项目。“技术突围”虽然刚刚开始，但已经是风生水起、精彩不断，推动校企合作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作者系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书记）

    从主动出击到校企双赢

    对于校企合作办学，我们想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事情，于是也就有了很多体会。

    必须坚持校企双赢原则。中职学校面对的企业绝大多数是私营企业，如何才能调动他们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企业在合作中得到真正的实惠。根据校企双赢原则，在合作中不能一味要求企业投资教育，否则企业一听到校企合作就会害怕。

    必须坚持学校主动原则。在推进校企合作办学的过程中，不能坐等企业上门。学校必须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主动与企业接轨，主动策划，主动出击。校企合作需要学校先动起来，以动启动；校企合作需要学校先热起来，以热传热。

    必须坚持培养人才原则。校企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这是开展校企合作的出发点与最重要的目标。企业资助经费与设备，只是在学校办学经费不足时的一种权宜之计。学校应该把着眼点放在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上，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学校培养的人才真正符合企业的需要。

    职校是鱼，企业如水，中职学校只有与企业实现全方位接轨，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才能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学校自身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有人说“我的学校太弱小，企业看不起我们”，诚然，在自身实力还不强大的时候，校企合作比较艰难，但有为才有位，“在寻求企业合作中找出路，在与企业合作中求发展”，这才是中职学校应有的态度和正确的策略。

    建立现代职教体系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培养、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及社会服务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一项重大国策。国内外经验表明，职业教育总体而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要的一项准公共产品，需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潜力和积极性，使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四个主体共同受益。

    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国家财政要加大力度支持其发展。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准公共产品是社会成员共同受益，但无法以纯粹市场化运作来提供的物品或服务，必须行使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来筹集资金。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提高生产力水平、推进创业和创新，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公共财政支持，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

    现阶段职业教育受教育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财政要加大力度支持其发展。调查显示，我国中职学生中超过90%来自农村，高职学生中来自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的比例也相当高，可以说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属于低中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因此对职业教育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减轻这些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当于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转移支付，符合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于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带技能转移也大有帮助，因为这些学生多数来自农村，接受职业教育后，多数留在城市工作，这对于我国平稳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具有一定技能的学生与上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缺乏专门技能的状况不同，有利于其实现体面就业、幸福生活。

    职业教育自身颇有特点的办学规律，决定了国家财政要加大力度支持其发展。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特别的办学模式。“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办学模式要求多主体的参与，其中政府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财政投入十分重要。根据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PPP（公私合作伙伴）理论，政府的适当投入能够吸引和动员社会资金投入，包括带动企业、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等主体的资金投入，对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为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在历史新起点上面对国际竞争、打造“升级版”的客观需要，应建立以政府投入为重要来源，财、税、费和产业、社会、基层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制度体系，促成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整合社会资源，健全多元化经费投入制度，关键在于将相关主体的投入责任和权益尽可能明确，将多重主体投入的资金按性质和特征进行有序规划和有效利用，理顺各项资金投入的相关体制机制。政府可以利用税收、补贴和其他政策安排等支持职业教育；行业企业除资金投入外，还可以采取提供就业订单、资格认证等支持方式；公民个人则主要集中在资金和志愿服务的投入上。从实施运作看，主要是做好投入资金的筹措、合理的比例分担、政策手段间的有效搭配和机制创新等。

    财政和其他方面共同支持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笔者有如下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努力使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职后教育和终身教育相互结合、相互贯通，在人才多样化、培养路径多样化格局中构建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教育选择需求。二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财政保障的制度化框架，建立未成年人基础职业教育投入政府主承担机制，建立准基础职业教育投入政府与行业企业和社会的共担机制，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政府与社会分担机制，合理确定中央政府、省政府及市县政府的职业教育投入职责。三是有效落实教育费附加的职业教育资金定向政策，建立完善现代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经费的保障制度，制定实施引导社会资金资源进入职业教育的财税政策。四是完善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金融政策,通过股权产权合作，建立政府控股、行业企业参与的股份制职业教育，建立政府参股、行业企业控股的股份制职业教育，建立政府产权引导、学校董事会决策的合作制职业教育，建立政府资产租赁或托管、行业企业管理的职业教育。五是探索创立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公私合作机制，尝试运用PPP概念下BOT（建设-经营-转让）、BT（建设-转让）等机制为职业教育项目筹措资金和提升绩效，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整合社会资源，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六是制定实施尊重技能型人才的收入分配政策，完善奖励制度，设立多种奖项，使技能型人才能够拥有较畅通的职业升迁渠道和享有与其贡献相适应的收入水平，对有突出成绩的优秀工人、高技能人才给以表彰和奖励，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技能型劳动者成为大众尊重和羡慕的人才。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新华网北京7月4日电 人力资本质量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推动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技能人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培养技能人才主阵地的技工院校在职业教育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瓶颈又是怎样？记者就此专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　

　　技能人才短缺 必须加强职业教育　

　　“从现实需要来看，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最有效的举措。”张立新说，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劳动力规模都保持在8亿人以上，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愈加凸显。　

　　“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1.5个岗位对应1个求职者），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的水平。”张立新说，“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 可见，无论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还是结构性矛盾，最根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广泛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　

　　“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我国要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也要抓住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个关键。”张立新说，“只有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加快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才能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从劳动者自身利益来看，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我国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30%，缺乏技能成为影响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重要障碍。”张立新说。　

　　他认为，加强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把农民工打造成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对于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都极具促进作用。　

　　贯彻职教会精神 技工院校大有可为　

　　近期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昭示着职业教育近年来的加速发展。人社部在职业教育领域主要负责技工学校及职业培训机构的管理。其中，技工院校以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工人为目标，是我国培养技术工人的主阵地。　

　　张立新介绍，截止2013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882所，在校生386.6万人，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一大批骨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技工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是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养成为新兴产业大军的摇篮。　

　　他表示，人社部将按照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推动技工院校改革发展。　

　　“首先是大力推动多元办学，拓展技工院校发展空间。”张立新说，“也就是指导和推动技工院校开展非全日制学制教育和职业培训，由注重学制教育向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转移。”　

　　他认为，要深化校企合作，把校企合作作为办学基本制度贯穿在招工招生、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师资培养等院校工作方方面面，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　

　　“此外，人社部门要将管就业、职业培训等工作与管技校有机结合，及时将就业需求传导到技工院校，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形成适应需求、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张立新说。　

　　缺乏吸引力 亟待提升收入、促进公平　

　　“技工教育缺乏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工人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不高，导致人们不愿意当工人，不愿意从事生产和服务一线工作，进而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张立新对此直言不讳。　

　　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力提高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用较高收入水平、稳定和高质量的就业等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青年人选择职业教育。　

　　“下一步，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张立新说，“鼓励企业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建立高技能人才技能职务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他表示，一方面，督促企业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责任，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重视一线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落实“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实训耗材多、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的要求。　

　　他说，同时，落实好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和劳动预备制培训生活费补贴以及中等职业院校学生免学费、助学金政策。　

　　“再有就是要促进公平就业。”张立新说。　

　　要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务员考试，考生往往被要求必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很多技校生只能尴尬地被“挡在门外”。　

　　“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制度，使更多的人乃至于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职业来获得相应的岗位，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张立新说。

　　6月23日至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接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刘延东副总理、马凯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教育部、人社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为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的安排，近日，记者采访了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

　　问：人社部在职业教育工作领域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答：根据《职业教育法》和国务院确定的部门“三定”方案，我部在职业教育领域主要负责技工学校及职业培训机构的管理。与此相关，我部负责统筹建立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负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政策。

　　问：请介绍一下人社部门在上述业务领域工作进展情况。

　　答：好的。技工院校以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工人为目标，是我国培养技术工人的主阵地。依据办学水平和培养目标分为三类：普通技工学校主要培养初、中级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学校主要培养中、高级技术工人，技师学院主要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882所，在校生386.6万人，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一大批骨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技工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是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养成为新兴产业大军的摇篮。在开展学制教育的同时，技工院校还积极面向各类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13年共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25万人，为促进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培训主要是针对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依据职业标准开展的各类培训。劳动者从准备就业到进入工作岗位，乃至职业生涯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断提升技能、提高职业素质的强烈需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充分发挥牵头部门职能作用，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大规模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目前，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初步建立，劳动者已基本享受到普惠性的职业培训补贴和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近年来，全国每年开展政府补贴性培训约2000余万人次，2013年全国共组织开展各类职业培训2049万人次，为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和促进劳动者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加大培养力度的同时，还从评价、竞赛、表彰激励等环节，统筹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在评价方面，初步建立了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和院校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2013年，全国共有1839万人参加职业技能鉴定，1537万人获得了不同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在竞赛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企业岗位练兵为基础、以国内竞赛为主体、以世界技能大赛为龙头、国内竞赛与国际竞赛相衔接的技能竞赛体系，每年有1000多万企业职工和职业院校学生参加竞赛活动。在表彰激励方面，每两年开展一次高技能人才表彰，每次表彰30名中华技能大奖和300名全国技术能手。将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务院特殊津贴范围。鼓励企业把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实际贡献和待遇挂钩，建立培训、考核、使用与待遇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问：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人社部门提出了哪些工作要求？对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有哪些政策利好？

　　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是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一，在职业教育工作领域负有重要职责。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也对人社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人社部门的工作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在批示中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比较充分就业提供支撑。刘延东副总理指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马凯副总理要求各级人社部门发挥牵头作用，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中央领导的讲话和国务院文件都把人社部门与教育部门并列为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了人社部门在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各级人社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优势，统筹推进职业培训工作。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就业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决定》和《规划》，都明确了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与会代表对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必须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办学导向、把培养职业精神和提高能力作为办学目标等理念形成了广泛共识。这对于强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作用，更好地引领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创新校企合作、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会议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必须坚持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突出技能训练和动手能力培养，把校企合作作为办学基本制度，把工学一体化教学作为人才培养模式。这与我部多年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也与技工院校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探索积累的经验做法是相符合的，这将进一步推动技工院校改革发展。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决定》和《规划》的颁布，为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首先，技工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和《规划》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为包括技工院校在内的各类职业院校提供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规划》提出“根据高等学校设置制度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这对于明确技师学院地位、解决制约技师学院发展的突出问题将起到积极作用。第三，《决定》提出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进一步明确了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相关工作对职业教育的引领作用，这对于完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发布制度、不断开发和完善职业标准、健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推动职业培训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

　　问：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经济和民生有何关联？

　　答：首先，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最有效的举措。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劳动力规模都保持在8亿人以上，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步伐加快，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愈加凸显。特别是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5%；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的水平，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无论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还是结构性矛盾，最根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广泛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

　　其次，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服务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最重要的基础。人力资本质量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是技工”、 “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国要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要抓住职业培训这个关键，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加快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

　　第三，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实现农民工就业创业，是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30%，缺乏技能成为影响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重要障碍。加强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把农民工打造成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对于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改革部署，马凯副总理在职教会上对职业培训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请问人社部将如何抓好职业培训工作？

　　答：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抓好职业培训工作。

　　一要健全制度。把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作为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从学习到工作的各个阶段，适应劳动者多样化、差异化需求的职业培训体系，到2020年，努力实现五个目标任务。一是培训对象广覆盖。把新成长劳动力、失业人员、在职职工、退役士兵、农民工、大学生等城乡全体劳动者全部纳入职业培训范围，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基本消除劳动者无技能从业现象。二是培训类型多样化。改革职业培训模式，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培训，满足劳动者提升职业能力的差异化需求。三是培训等级多层次。完善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到技师、高级技师不同层次的职业培训，畅通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四是培训载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公办、民办并举，形成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社会多方参与的大培训格局，动员各类优质培训资源向职业培训集聚。五是培训管理规范化。健全职业培训标准，完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购买成果机制，加强对培训的全方位监管，实现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

　　二要完善政策。要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考核评价、竞赛选拔、表彰激励政策体系。根据就业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发挥好就业政策对培训的引导作用，表彰奖励政策对培训的激励作用，技能鉴定政策对培训的促进作用。加大政府对职业培训的补贴力度，逐步提高职业培训支出在就业专项资金中的比重，充分发挥企业职工培训经费的作用，吸引社会力量加大投入，支持各类劳动者参加培训，支持各类培训机构开展培训。

　　三要提高质量。要大力推行订单式培训、定岗培训、定向培训等与就业紧密联系的培训形式，创新“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中国特色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合作办学，推进工学一体课程教学改革，探索职业培训包教学，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着力提升职业培训的吸引力，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要突出重点。要在统筹抓好各类人群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两大群体的职业培训。一是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部已在全国人社系统部署每年开展1100万农民工培训的专项计划，为扩大影响，我们将其命名为“春潮行动”。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落实情况进行督导，确保农民工培训数量稳步提升，培训质量明显提高，真正将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养成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劳动者。二是实施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专项行动。这是国务院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将依托培训实力雄厚的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面向高校毕业生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重点开展以定向培训为主的就业技能培训。对企业拟录用的高校毕业生，重点开展以定岗培训为主的上岗前培训。对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创业培训，重点采用“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SIYB）”培训模式。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和高校毕业生需求，创新职业培训课程，提高培训质量，力争使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培训后的就业率达到90%以上，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技能就业，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走技能成才之路。

　　问：技工院校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请问下一步如何推动技工院校改革发展？

　　答：技工院校是职业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按照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决定》精神，针对技工院校发展中重点难点问题，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技工院校改革发展。

　　一是大力推动多元办学，拓展技工院校发展空间。围绕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制定支持技工院校多元办学的政策措施，建立有利于劳动者接受技工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灵活学习制度，指导和推动技工院校积极开展非全日制学制教育和职业培训，由注重学制教育向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转移，进一步扩大企业在职职工学制教育和各类职业培训规模，使技工院校成为融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公共实训、技师研修、技能竞赛、人才评价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技能人才综合培养基地。

　　二是深化校企合作，推动集团化发展。把校企合作作为办学基本制度贯穿在招工招生、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师资培养、职业培训、学校管理、质量评价等院校工作方方面面，推动技工院校扩展校企合作领域、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通过推广技工院校集团化办学，加大技工教育资源优化整合力度，提升办学实力。

　　三是突出专业特色，适应市场需求。人社部门要将管就业、职业培训等工作与管技校有机结合，及时将就业需求传导到技工院校，通过高端带动和典型引路，指导技工院校把加强专业建设作为立校之本，合理设置专业，并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形成适应需求、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四是坚持工学一体，深化教学改革。技工院校要在新形势下赢得发展优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一项重要措施。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作为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突破口，前期试点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的进展和成果，扩大试点院校和专业范围，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问：目前，职业教育特别是技工教育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此，人社部门将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举措？

　　答：职业教育特别是技工教育主要是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工人。技工教育缺乏吸引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工人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不高，导致人们不愿意当工人，不愿意从事生产和服务一线工作，进而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因此，必须着力提高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用较高收入水平、稳定和高质量的就业等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青年人选择职业教育。下一步，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技术工人待遇。鼓励企业提高技能人才收入水平，建立高技能人才技能职务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督促企业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责任，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重视一线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落实“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实训耗材多、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的要求。落实好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和劳动预备制培训生活费补贴以及中等职业院校学生免学费、助学金政策。

　　第二，要促进公平就业。完善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制度，使更多的人乃至于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职业来获得相应的岗位，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第三，要加大宣传。通过转变社会观念，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加强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营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通过各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董刚：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国家督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荣获第三届“黄炎培杰出校长”奖。

　　职教新政要“水流到头”，落到实处

　　教育在线：近日，职业教育利好消息频出，先是《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出台，接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作为一线职教工作者，你如何看待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董刚：首先，对于《决定》的出台我感到非常振奋，我认为职业教育正在开启一段新的改革征程，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意味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未来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决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认为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也是打开青年人通向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

　　教育在线：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哪些首当其冲的问题需要解决？

　　董刚：目前，职业教育还是一个“断头”教育，与普通教育“两条腿”走路，而且呈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状。我觉得目前最需要提上日程的几个问题包括：第一，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为学生成长搭建“立交桥”。第二，打通人才成长通道，做好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衔接。第三，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等。这些都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成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体系形成之时。

　　教育在线:《决定》出台并不意味着政策落地，你认为今后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董刚：良策已出，关键是“水流到头”，落到实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定》的执行，往大了说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往小了说就是28条规定的分解落地。这28条规定虽简练，但很具体。比如提到课程开发与实施，已经具体到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等细节。再比如，《决定》中提到，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对于职业院校来说，目前都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吸引民营资本进入职业教育，这是好事，但关键是如何操作。我想这些政策的落地，都需要系列政策的保障，并非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

　　教育在线：《决定》中特别提到，健全企业参与制度，深化产教融合，你如何看待目前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现状？

　　董刚：总体来说，目前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仅仅是解决了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就业问题，如果从校企深度合作来说，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邀请企业的能工巧匠进入职业院校任职教课，职业学校教师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等等。从宏观来看，校企合作需要政策保障，比如通过减免税收激励企业参与合作，从学校来说，也要提高科技服务社会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出校企合作的双赢。

　　不惧本科转型、民办升本挑战

　　教育在线：《决定》中提到普通本科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型，这对现有的高职院校来说，是否构成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董刚：现在国家提倡部分本科院校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自愿向职业教育方向转型，我认为这个倡导是科学的。但转型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对于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高职院校并没有太大影响，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科院校面临师资转型。师资是学校的工作“母机”，职业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必须具有“双师”素质，我称之为“双教”能力教师，不仅能教学生动脑，还得能教学生动手。本科院校的教师，学术水平很高，但实践动手能力相对欠缺。从学术性教师转向双师型教师，需要一段时日。

　　第二，课程开发、教学形式转型。职业教育最大的特色就体现在教学形式上，我们叫“教、学、做”一体，或者“理实一体”。但是本科不一样，理论和实验是分开的，由理论教师和实验人员分别完成。因此，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就面临着教师的实践和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以及课程的重新开发、教学形式的变革等。

　　第三，实训条件的完善。本科院校的实验条件，很多都是基于验证性的基础设备，而职业教育的实训面向现实职业岗位，很多都是生产性的真实设备，这方面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

　　第四，转变办学理念。从学术型向职业教育转型，最大的障碍应该是观念，以前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现在要转到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上到下都会面临着观念的转变。

　　第五，科学研究。本科院校的科学研究更倾向于“顶天”，侧重于知识的创新，承担国家“纵向课题”，而职业院校的科研则趋向“立地”，即知识的应用，技术的创新，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这些都需要转变。

　　但无论如何，本科转型，这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是大势所趋，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好已有的办学优势，办出特色，以质量取胜。

　　教育在线：最近教育部审批通过了20多所民办高职“升本”，《决定》中也提到现有高职原则上不升本，这是否对公办高职带来一定压力？

　　董刚：这是国家的政策导向，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对于我们天津职业大学来说，我们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第二产业，即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定位主要是针对第三产业，原因在于，这些专业比如会计、文秘等文科类专业投入少、办学成本低，实际上，我们的招考分数比天津三本分数线还要高很多，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职业教育还是要质量取胜，特色取胜。

　　教育在线：您来天津职业大学之前，在天津大学工作过多年，两所学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董刚：两所学校是两种类型，天津大学培养的是工程科学型人才，是国家高水平大学，而天津职业大学培养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也是我国高职院校中的佼佼者，都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但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两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手段、课程开发等都存在很大不同。其次，学校文化的差异。天津大学给学生呈现的主要是大学文化，严谨的学术氛围，而天津职大，除了自己的大学文化，还具有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比如在学校很多实训基地、教学大楼内，都有明显的工业文化的标志。但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校，共同的任务都是“育人”。

　　董刚的“泡菜论”

　　董刚是职业院校里少有的学者型校长，言谈举止温文尔雅，记者偶尔插话，他会中断回答，让别人先说。

　　他学机械工程出身，聊天时思路清晰，逻辑缜密，面对很多现场提问，他回答时不假思索，信手拈来，像提前做足了功课，实际上应该是他平日全方位思考所致。

　　他也是少有的既主管招生，又主管就业的全能型校长，他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就业兴才能招生兴，才能学校兴，这是一个链条。招生的时候，他也会出动人马到地方集中宣传，聚集人气，更多的功夫做在平时，天津职业大学经常会和地方的一些中职、高中联谊，出资赞助对方的活动，为了未来的生源做准备；为了给学生找寻更多的就业机会，董刚的手笔更大，他推动学校参与政校企联合，在学校与天津港保税区等区域开展的合作项目中，他亲自担任项目负责人。此外，董刚是天津第一所引入第三方评价的高职院校，“人才质量如何？学生和用人单位说了算，教育评估应该走向多元，要有第三方评价，这是大势所趋。”

　　对外要面向市场，对内则要面向学生，董刚说，市场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两者并不相悖。

　　“招生兴如何达到就业兴，就是教育培养过程。这才是关键。”董刚请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做过一项调查，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60%的学生家长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文化基础最差的学生只认得英文26个字母。他不讳言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

　　“学生输在了高考起跑线上，我们要做的就更多。”他按照学生入学的英语水平从高到低分成A、B、C三个班，分层次施教。学生“能上能下”，学习的劲头也更足，英语成绩有了明显提升。2006年至2009年，学校组织教师针对市场需求开发了将近500门课程，“职业院校的教学必须有职业特色。”董刚说。

　　听到很多人说职业学校就是培养“技工”，他不认同：“工厂能生产一模一样的杯子，学校能吗，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在他的观念里，职业教育非“制器”，而是育人。这也是他从天津大学带到天津职业大学最重要的东西，“教育就是全面育人，把学生变成他自己。”在他看来，除了教给孩子一技之长，重要的就是学校文化赋予他独特的东西。

　　他把大学文化比喻为泡菜，不同食材混合发酵形成泡菜汤，这就是大学文化，而泡菜中的黄瓜、圆白菜就是不同的学生，不同泡菜汤浸泡出来的“小黄瓜”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是大学文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