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一文（《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19日，下简称“培文”）读后，感觉有些观点很好，可惜放错了地方；有的论点有积极意义，只是论证方式欠妥。中国社会素以人文渊薮自诩，但千百年来感性大于理性、缺乏包容胸怀的思维方式，导致以“已知”揣度“未知”，以“原则”代替“生活”，这成为时下哪儿哪儿都谈“以人为本”但处处缺乏人文情怀的思想根源。

    中国高职教育起步晚难题多，和普通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痼疾相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偏向。但问题不等于问题的原因。高职院校“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不是其人文精神不足的原因，而是其逐步重视人文精神的新鲜平台和市场动力。综观时下一些研究者对高职教育探索中的批评，联系“培文”的观点表达方式，作几点分析。

    人文精神是“人性的”，因此要关注人的需要。“培文”认为职业技能培训“只传授给受教育者生存和发展的技能，解决人‘怎样活’的问题，而人文精神的培育才能解决人‘为何活’的问题。”这里有个看问题的立场和感情问题。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逐年严峻，家长焦心、社会痛心、学生灰心问题十分突出，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的难题，是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大事情。如果已“衣食无忧”的教育工作者无视学生的生存难题和基本尊严，无视没有工作带来的人格扭曲和治安风险，轻松地把突出职教重点、解决当务之急说成是“唯经济功能和唯技能教育”，是“功利化倾向”，然后越过学生的基本生存需求抽象地谈论“为何活”、谈“全面发展”，这本身就违反了人文精神中关注人的基本需求和尊严的特质，学生和家长对这种“好心指点”也未必能领情。

    人文精神是“理性的”，因此要关注条件和效用。首先，理性的包容精神，需要在正视进步的同时分析不足。高职院校坚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把学习时间短、基础相对差的学生变成了就业优势大、薪资水平高的社会需要之才，以至于600所“升本”院校也将“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如果能用心体察职业教育为调节人才结构需求带来的“社会进步”，能设身处地体验那些收入低、条件差的孩子顺利就业给工农家庭带来的“道德意义”，就不会轻易得出职业院校“把受教育者作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一些职业学校变成了制造标准劳动力的‘机器’”这样的轻率结论。其次，理性的务实精神，需要在分析条件的情况下厘清职责。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样，分工才能成事。如果把少数“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作为我国高级人才、学术型人才、工程技术开发型人才的后备军，把一般本科院校作为中等人才、管理人才的主要培养摇篮，那么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则要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主战场，把培养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这就需要考虑人才培养的分工以及不同高校学制、学科、办学资源和培养目标等条件，就不宜“眉毛胡子一把抓”，把太大期望、太高目标压在短短三年必须掌握一门为社会服务本领的职业院校身上，就不会提出“职业教育不仅要把学生训练成职场中的‘利器’，还要注重其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这是最高的‘道’”等放之四海皆准，但根本无从落实的大道理。

    人文精神是“超越的”，因此要关注“落实手段”。“培文”中有很多十分正确的观点，如“关注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培育其人文品性、塑造其健全人格，这决定了人文精神应成为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维”等。问题在于，这些原则性要求与国家对高层次人才、学术型和管理型人才的要求没有区别，无法实现“分类施教”。如果止步于“道”的层面坐而论道，技术技能人才的人文素养在大而化之的口号下，最终还是无法落实。在以技术技能培训为重点的职业院校，由于其教学形态、教学手段、师资结构和培养目标等的差异，人文素养的教育必须和职业教育的背景相衔接。今天的高职院校都已竖起了“文化育人”的大旗，笔者所在学校在经过了“校企深度合作、学做高度合一”快速发展阶段后，已经进入到“文化梯度育人”的新阶段——围绕技术技能需要开展职业素质教育，这是高职学生经过三年努力，应该也可能做到的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的“务实之举”。换一个视角，在比职业院校更“重视”人文教育、生源素质更好、学制也更长的一些本科院校乃至重点大学，目前还习惯于宏大叙事的思政和人文说教，学生接受的一些思政、人文教学之“毛”，缺乏像职业院校围绕生产过程、专业规范、师傅帮带之“皮”的附着平台，加上一些高校教师远离生动多样的经济社会实际，从书本到“感觉”讲述人文知识，使得很多很好的讲课内容变成“空气震荡”飘浮在校园空中。这些大学的学生经受人文素养教育的效果，未见得比职业院校好多少，再拿了这种只管理念不管“成效”、只讲道理不管“操作”的教育思路来教导职业教育，说服效果可想而知。

    （作者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李华 绘

    到2020年建成现代职教体系，这是一个动态的目标。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大教育体系的塑造以及文化与制度的良性互动，其中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为政策执行之要。

    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认为，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只占10%，而其余90%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现代职教体系的建成，“徒法不能以自行”，政策执行才是最直接、实际和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任何的资源分散和目标偏离都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到2020年建成现代职教体系，这是一个动态的目标。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需要合理的政策工具、大教育体系的塑造以及文化与制度的良性互动，其中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为政策执行之要。职业教育只有内外构建成基于官产学研共同作用的良好系统，两头延伸为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上下统合为完整的职教体系，才算是交出了圆满的答卷。

    选择合理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运用权力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政策工具家族有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段：管制类政策工具、激励类政策工具和信息传递类政策工具。

    分析现有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我们会发现：各方所期待的新《职业教育法》出台，实质是希望通过法律、法规等管制类政策工具让职教参与主体行为规范化；而职教生免费计划、职教基础能力建设、大规模职校教师培训计划、中职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等政策，则是以财政、经济手段，对职业教育的基础建设、能力建设以及教科研支撑系统所运用的激励类政策工具；麦可思年度报告等信息类政策工具则成为政策宣传的重要手段。只是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利用，似乎未能真正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社会号召力和自身的成长。

    我们考察美国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工具选择，可以看到，其采用了来去自由、机会均等、不搞分轨教育或类似的制度，而是通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如根据能力或成绩划分学习小组）来实现学生的分流。在美国，大多数职业均没有对正规教育或学位提出要求，学生可以通过正规教育或职业教育的途径获得同一工作，雇主很难根据学生的毕业证书来判断他是否具备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能力。

    我们再看德国，阵容齐整的教育——职业资格框架和等级森严的就业市场相结合，构成了德国公立和私立各部门的就业体系，这个高度层次化和标准化的教育——就业体系，来自于一个教育家、雇主、学生家长以及学生本人都认可的制度设计理念——“专业领导力需要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共同努力”，以及该理念指导下的一系列制度化设计。

    由此看来，体制结构上的差异，构成了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的职业偏好和教育选择。美国的职业教育，更多地遵循了教育内部的发展规律，顺从了教育的本质，让学生充分自由地成长。而德国的职业教育，更多地与经济学家的双重中心观不谋而合，认为人力资本需要学校教育与就业训练共同造就。

    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文化背景似乎更接近美国的制度模式，但我们的政策工具选择却更多地与德国的做法相似，例如中学后的分流、职教普教1:1的比例、600多所升本学校的职业教育转型等强制性的政策工具选择。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依赖于市场、政府、学校、学生的良性互动和支撑互动的政策工具。今后的发展道路，是更多地以市场工具为手段，引发职业教育竞争发展的格局？还是沿袭政府一贯大包大揽的做法，通过强制分流来创造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环境？这是职教发展转型期的重要课题。

    塑造大教育体系

    加拿大《职业岗位分类词典》对7000多个职业岗位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65.76%的职业岗位所需的职业技术培训时间不超过一年，54.53%在6个月以下。也就是说，满足产业结构需要的适岗教育只需要一个较短的过程，职业教育之“职业”是一个易于获得的过程，而职业教育之“教育”则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职业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要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基，这就需要我们具有融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终身教育理念和制度设计，将职业教育向两头延伸，从而改变教育的生态。

    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向基础教育甚至学前延伸。黄炎培曾提出职业教育要向小学渗透：“就是当高小期内，视察学生从农的多，还是从商的多？倘使从商的多，则一切课程均以商业为中心……这种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叫做职业陶冶”。美国国际技术教育协会制定的《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技术学习的内容》中列出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需要掌握的核心技术知识与技能标准，强调通过技术素养教育，指导学生为一个技术世界做好准备，让学生理解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社会在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技术教育对于学生终身发展的意义。在我们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学拼音、背古诗、学数学，而德国的学前教育则强调“事实与环境教育”、“实际生活与家政教育”，通过带孩子们参观警察局学会如何报警，通过参观消防局学会如何灭火避灾。“职业”的教育让孩子们产生了职业无高低贵贱的职业认同感，这使职业教育比“惟有读书高”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真正建造起“立交桥”。职业教育内部中职和高职的分层，更多的是解决“技术”与“技能”、“会做”与“做好”相互区别问题，而职教体系的建设是把职业教育放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通过技术手段设计普教与职教文凭等值、各类各层次教育资格认证、学分转换制度。只有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分隔的局面，让每个读职校的学生能在可预期的开放背景下认真学习、努力向上，才能真正发挥出教育的功能。而无论是普教还是职教，教育提供的是每个时期最好的“助产婆”功能，这样，所有教育都在为人的职业做准备，同时“教育”又与“就业”保持适当的张力，也使教育获得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独立空间。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适应产业结构需求的同时，还担负着学生能力提升、学生自我发展的社会功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政策中关于终身教育的特别提醒，如果所有的学段都能积极响应，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职教内部的联系，以及职教和普教与成教的联系，形成一个彼此衔接补充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文化与制度良性互动

    职教体系建设是社会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每一个职教参与者都在选择、决定和塑造自己的个性。如何使各参与方的策略选择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从而使系统整体有活力地运行，必须通过文化和制度的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缺少大众认同成为了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厚文化背景，国家政策推动的“集体理性”面对着“个体理性”的排斥。一项调查表明，对于“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原因”，72.2%的中职学生的回答是“没考上普高”，73.1%的高职学生回答“没考上本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文化习惯总会被一些随机事件所引发的新惯例所取代，从而形成文化的演进。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人们对职业的认知也越来越务实，这为现代职教体系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目前，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中的一些制度设计形式化和非人性化，与千家万户“望子成龙”的期待存在着一定冲突，但国家利益和百姓自身对职业和教育的需要是共同的，制度设计只有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并用各方的核心利益来驱动，文化与制度才可能形成更加良好的互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视角放在舞台的中心。按照这种观点，人的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当人有机会对自身的前途进行塑造时，一定要把他看做是准备主动参与的，而不是让其被动接受。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选择权和参与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只为其提供制成品。文化和制度的良性互动也应该遵循这个基本原则。

     (作者系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红利在于突破体制和机制的障碍。笔者认为，创建公办和社会力量所举办的职业院校间相互委托和购买服务的新机制，探索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有效方式，是落实公办、民办、行业和企业所举办的职业院校自主办学、平等办学、高效办学的牛鼻子。只有紧紧抓住这个改革的牛鼻子，职业教育的生机和活力才会竞相迸发。

    首先，要把落实民办教育的公平待遇和探索公办院校管理队伍职业化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正在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新机制，民办职业教育将成为这一改革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使得民办职业教育本应享受的同等法律地位、同等办学待遇得不到落实，导致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政府必须落实民办教育的公平待遇，根据培养成本分担原则，按合格毕业生人数对学校进行成本补偿或办学奖励，引导公办校和民办校合作办学并创新合作机制；要对民办职业学校的教师实行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确保民办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发展和在公办校与民办校间自由流动。同时，公办职业院校要探索管理队伍职业化，形成教师和管理人员交流制度。

    其次，要把在公办校和民办校间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推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元主体办学新形式，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和办学质量的重要抓手。为此，各地政府必须正确处理激励引导和合理放权的关系，扮演好“媒婆”和“监管”的双重角色，运用购买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免等方式，促进公办与民办等办学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

    再其次，要把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结构、改善财政支持方式，作为改革的指挥棒和助推器。推进职业教育管理和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必须遵循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原则。政府要“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重点资助那些基础薄弱，或者具有全局性和先导性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领域；要试点并推行“教育券”制度；要对先行先试开展股份制、委托管理、购买服务实践的学校，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激励。

    最后，要把立法规范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责任及行为，作为改革的杀手锏。要加快对《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的修订和细化，相关法律中要明确各类办学主体及用人单位的责任，规范其行为；要明确划分公办学校国有资产处置的风险和责任。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职教研究所所长）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和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2011广东职业教育学校竞争力评估”课题成果今天正式公布。广东白云学院位列广东高等教育（民办）竞争力第一，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列广东中职院校竞争力第一，广州白云工商高级技工学校列技工学校竞争力榜首。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十一五”期间，广东围绕建立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目标，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基础能力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共同发展的全国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多项发展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全省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报告根据我省职业教育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从高等职业教育（民办）、中等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三个层次，给出2011年度职业教育学校竞争力评估的排名，分析全省职业教育的竞争力状况。

    1、广东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民办）竞争力排名

    采用2010年教学单位信息，根据职业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和评估。2011年度高等教育院校（民办）的竞争力排名前10位见表1。

    表 1 2011年度广东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民办）竞争力评估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1 广东白云学院

    2 广东科技学院

    3 广东培正学院

    4 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 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6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7 南海东软信息技术学院

    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9 肇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0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广东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竞争力排名

    2011年度广东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竞争力排名前10位见表2。

    表 2 2011年度广东中等职业教育院校竞争力评估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1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2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3 肇庆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4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5 广东省江门中医药学校

    6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7 惠州卫生学校

    8 广州市交通运输中等专业学校

    9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10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3、广东技工学校竞争力排名

    2011年度广东技工学校竞争力排名前20位见表3。

    表 3 2011年度广东技工学校竞争力评估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1 广州白云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2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高级技工学校

    3 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4 广东省轻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5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6 湛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7 广东省电子商务高级技工学校

    8 韶关市第二技师学院

    9 广东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10 清远市高级技工学校

    11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

    12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13 中山市高级技工学校

    14 韶关市高级技工学校

    15 广东省城市建设高级技工学校

    16 广东省肇庆市高级技工学校

    17 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工学校

    18 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

    19 广州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20 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采取开办异地中职班、职业教育人才交流培训、两地职校联合开展科技项目开发与研究等多种有效措施，支持玉树州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一是加大中职学生培养力度。自2013年起，玉树异地中职班在北京开班，每年招生80名玉树州籍学生赴北京职业学校接受三年职业教育；每年从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选拔10名优秀学生到北京进行短期专项技能实训。二是支持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选派1名优秀干部任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选派业务骨干赴玉树职业学校帮助加强教学管理、校园信息化建设和教学资源库建设；每年安排3至5名玉树州职业学校教师到北京进修学习。同时，在北京市合作交流办、对口支援前方指挥部、玉树州对口支援办等部门大力衔接协调下，促成了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与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共建，将从专业建设、师资培训、教学科研、校企合作、基地建设、资源共享、干部管理等方面开展一对一帮扶。三是加强科研开发与合作。结合玉树州经济发展状况，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将帮助、指导玉树州职业学校开展科技项目开发与研究，共同申报相关课题。

通过北京市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玉树州中等职业教育将逐步夯实基础、优化结构、培育特色、提高水平，并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发展，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当下，大多数父母都倾向于孩子去上大学，只是坚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难道选择高职院校就只能是无奈之选？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技能不同样是很好的选择么？这些问题和疑惑，都是关于职业教育这一话题。

　　据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将着力打造国家级“中国(宁夏)现代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涵盖现代商贸、现代物流、现代农业、葡萄与葡萄酒、现代电子信息、现代煤化工、清真烹饪工艺与营养等专业领域。

　　看到这些专业领域，笔者觉得，职业技能也可以很潮、很高端。但是，跟笔者亲戚一样，很多人对职业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体力工作的层面。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在很多人眼里，读书、上大学就是改变命运，更确切地说，是摆脱体力劳动的命运。在机会更少的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观念更为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向来鄙薄工匠、推崇“学而优则仕”，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教育观上，追求学历教育，轻视职业技能教育。受此影响，我们往往把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排除在“精英”之外。

　　说起职业教育，我们常会提到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据报道，德国只有约40%学习成绩相对优秀的中学生进入大学，而60%选择参加职业教育的中学生并没有低人一等的观念。在崇尚一技之长的社会风气下，具有创造力的“蓝领”同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

　　当前，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职责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当然，我们的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这是另一个话题。当前，首先要转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在各个行业里争高低，并非是行与行之间来比高下贵贱。正如我们强调劳动只有分工、没有贵贱之分一样，各类教育也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

　　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可谓“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但是，企业却遭遇着职业技能人才的“用工荒”。比起徒有虚名的“学问”，让孩子实实在在掌握一项技能，不管是就业还是发展，都是更胜一筹的竞争力。

    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必须提及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其中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以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两支虽非民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为民国教育的两翼。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先生。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洋公学爆发学潮，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开始了职业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 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 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还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 1912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1920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

　　回到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张謇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

　　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订立：'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代表。

近日，一则题为“高校大转型，广东哪些本科高校将转为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消息被疯传，其中列举了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药学院等24所广东本科院校名单，称这些院校要转为职业教育。尽管记者向省教育厅求证得知一些本科院校要转型为应用型大学的消息是确凿的，不过转型名单尚未确定，但是这条消息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人为此举叫好，有人对此产生质疑，笔者认为，教育部改革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大势所趋，但若只停留在改个校名等表面上的转型将毫无意义，大家期待的是更深层次的转型包括师资、培养模式等方面的转变。

一直以来，高校培养人才模式遭人诟病，大学生找工作难与企业喊人才难招的矛盾以及“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都在提醒着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据了解，目前欧洲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在8∶2，而在我国，这一比例已完全失衡。一方面，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另一方面，不少大学生在学术上的造诣不深，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型工作。因此，此次转型无疑将对改变这种局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大方向定了，可真正转型起来阻力还是不小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转变。有些学生和家长会担心，是不是这些院校转型后会降格成为高职院校，如果是这样，他们情愿选择本科院校。其实，从学历角度来说，这些人完全不用担心，网传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技术学院”的表述是错误的，应为部分高校转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这其中也包括教育部部属的部分院校。所获得的学历不变，唯一要突破的就是自己的心理障碍。

过完转变观念这关，接下来就是师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培养目标的转型。培养应用型人才一定需要有实践经验的老师，才能把行业最新动态教授给学生，而不是照本宣科。据了解，国外院校很多老师都是一边授课一边工作，有自己的工作室或研究项目。因此，调整现有的教师结构队伍，面向社会招聘有经验的人才很重要。在课程设置上，也要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型大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深化教育改革，关键是要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本文立足教育内部改革的空间，思考什么样的人叫人才，如何树立“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的观念，怎样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并就传统教育思想的误区给出建议。

没有最优秀的学生

    美国盐湖城召开冬奥会期间，我国奥委会代表团参观一所学校时，带去了两个熊猫玩具。团长对校长说，一个送给你们学校最优秀的男生，一个送给你们学校最优秀的女生。这一下难为了校长。校长说，我们学校个个学生都是优秀的，没有最优秀的。有的学生学习优秀，有的学生运动优秀，有的学生做义工优秀。最后校长只好把两个熊猫玩具陈列在学校的展览柜里，写上“送给最优秀的学生们！”供所有学生欣赏。

    儿童就是儿童，不能用成人评劳模的办法来评选儿童。人是有差异的，因此人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和要求每个学生。所以要因材施教，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我反对在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树立榜样的办法很多，做了好事可以表扬，学习有进步可以表扬，热爱体育活动可以表扬，不一定把一小部分学生定格在“三好学生”上。评选“三好学生”，一小部分学生受到鼓励，但却会伤害大多数学生。当然，也会有一部分学生受到刺激，以“三好学生”为榜样，争取也能当上三好学生。但“三好学生”的名额是极少的，因此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其实是起不到激励作用的。

    什么叫人才？怎么样的人叫人才？我1980年曾经撰文《人才学与教育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人才。也就是说，学校的毕业生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但他不一定有创造性的见解和能力，不一定成为人才。”现在我要补上一句，人才是多样的，只要热爱祖国，有社会责任心，勤奋工作，为社会作出一定贡献的就是人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著名教育家霍懋征提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怎样才算真正的爱？可能许多家长和老师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存在许多误区。

    误区之一是溺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结果造成以自我为中心，忘乎所以。近年来某些官二代、富二代表现出来的劣迹，无不与父母的溺爱和放任不管有关。这种溺爱不仅害了孩子，也危害了社会。

    误区之二是强制，用父母的权势逼迫孩子，有的甚至用暴力对待孩子，总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前一阵子热闹一时的虎妈、狼爸，都是这一类的父母。表面上看他们的孩子都在学习上取得成功，但他（她）们的人格、心理如何，他（她）们将来的人生道路如何，尚待时间的考验。

    早在80多年以前，鲁迅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就说中国的中流家庭教育有两种极端的教育方法：一种自由放任，一点不管，任其跋扈，在家里是暴主，但到了外面就没有能力了；另一种终日冷遇或呵斥，甚至于打骂，使孩子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父母还以为“听话”，待到了外面，像“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8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种方法依然存在，可见传统习惯之顽固。

    误区之三是认为每天逼着孩子学习，使他将来能考上好的大学，找到一份舒适的工作，过幸福的生活。有的老师因为学生没有完成作业就动手打学生，受到批评还觉得很委屈，认为“我是为学生好。”可是学生不领这个情，反而对学习没有兴趣了，厌学了。就算学生在父母、老师强迫下学习进步了，成绩上去了，但身体垮了，性格扭曲了，脾气怪僻了，将来能有幸福吗？恐怕未必。

    真正的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能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他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健全的人格、开朗的性格，这样才能有幸福的人生。

    社会学家马斯洛认为每个人都有五种层次需要：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表现的需要。十多年前，浙江金华有一名学生把自己的母亲杀了，记者采访他时他对杀害自己的母亲这件事很漠然，认为自己的什么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母亲只逼着他念书，生活没有乐趣。采访者哀叹，实际上她的母亲已经在精神上把自己的孩子扼杀了。可见，我们爱孩子，要了解孩子的需要，合理的需要要给予满足，不合理的需要要加以引导，特别不能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怎样才能理解孩子？许多父母往往不等孩子讲完，就唠唠叨叨地说孩子这也不对，那也不是。长此以往，当然孩子就不愿意与你交流了。为什么学生喜欢与同伴交流、与网友交流？因为与同伴、网友是平等的。而对父母、对老师，觉得你们是大人、是权威，你们永远是对的，你们总是会教训人。因此，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交朋友，如果孩子能把心里话讲给你听，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乌克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个孩子到十二三岁还没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做老师的要为他担忧。担心他长大以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成为一个平平庸庸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学校中许多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学习变成了为完成父母、老师的任务而学，处于一种被教育、被学习的状态。报考大学不是以自己的兴趣和志愿为依据，而是以考试的分数为依据。摸底考试分数高，就报考重点大学；摸底考试分数不高，就报一般院校。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一位华裔美国中学生喜欢数学，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修学高难的课程，并通过明尼苏达大学的数学先修课程考试。到高中二年级他就开始根据自己的爱好在网上选择将来要报考的学校及其各种信息，最终选择了10所大学。我国现在的中学生很少有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兴趣往往从好奇心发展而来，父母和幼儿园的老师要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尽量回答儿童的问题，不要对儿童的提问不耐烦。在小学教育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地思考，勇敢地提问。兴趣是可以培养的。苏霍姆林斯基常常用阅读来引发学生的兴趣。有一个学生不爱学习，他就陪他读书，读到有趣的地方，就说我有事，你自己读吧。学生自己读下去，慢慢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学生活动最容易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有一名学生最不爱写作文，但一次放风筝后，他写了放风筝的故事，写到开始风筝老放不上去，后来在风筝下面加上两条纸条，风筝就放得很高。老师觉得他描写得很真实细致，给他这篇作文评了满分。学生很高兴，并从此对作文感兴趣了，越写越好。

学生为本

    前不久，一位精通外语的老同志告诉我，我国文件中常用“受教育者”这个词，他说这个词在国外早已不用了，通常是用“学习者”这个词。这反映了对教育的理解和观念。现代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不是教师把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学习者自己学习、自己体悟，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信念。

    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华裔学生写了本书《我在美国上中学》，其中提到初中一年级的艺术课。老师说：“这个学期学习传统的和现代的绘画艺术。我不会讲著名艺术家的知识，而是让你们自己去调查研究这些艺术家，找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找出他们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介绍他们的代表作品与他们的流派，然后给我们全班同学做一个报告与表演。”下课后同学就选自己喜欢的艺术家。第一位同学汤姆选的是达·芬奇，他介绍了达·芬奇的生平、代表作品、风格，然后老师向同学布置作业，用达·芬奇现实主义的方法画旁边的同学。

    我国的教育要在学生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上来一个根本转变。我们往往低估了学生的能力，总是用灌输的方式让学生接受。其实学生的潜在能力是很强的，他们自己能解决很多问题。山东杜郎口中学的崔校长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他上中学时，有一天老师要到县里开会，课就让他来上。当时他很忐忑，但认真准备了就去上了。结果同学很欢迎，说比老师讲得还好。他当校长以后，发现有些老师对，有些课讲得不透。他就想起自己的经历，于是提出教学改革，老师少讲，让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来讲，结果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我在广西玉林听过几堂用有效课堂模式设计的课，发现学生的积极性、老师的积极性都很高。学生分小组自己梳理知识点，编制知识树，然后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个个学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气氛很热烈。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的学习对课文理解得深，知识记得牢，而且培养了学生分析批判能力。 

    （作者: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

中新网乌鲁木齐8月15日电 15日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的消息，国家已下达2014年中央预算内资金9500万元人民币，用于新疆兵团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高办学条件。

　　记者获悉，根据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本次计划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2000万元，分别用于新疆兵团第八师、第十师的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新疆兵团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与质量。

　　根据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本次计划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7500万元。其中石河子大学基础实验楼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3200万元；塔里木大学图书信息综合楼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4300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疆兵团高校集成能力，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

　　据了解，国家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旨在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旨在加快提升中西部高校办学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和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新疆兵团拥有普通高等学校5所，在校生48753人；拥有中等职业学校24所，在校生37887人。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2013届大学毕业生达699万人，比2012年多出19万人，2014届将达到72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据统计，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都将保持在700万人左右。与之相对的是企业人才缺口较大，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高技能人才短缺，人才供需的严重不协调，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机制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需求不配套的问题。

    这些问题体现在：1.目前，我国许多高校毕业生有文凭无能力，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重学术、轻实践。一些老师、学生对待毕业实践的态度很不严肃，基本上是老师和学生互相应付，盖章了事。

    2.我国职业教育身份尴尬。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大学地位悬殊，招生录取排在本科后，社会上形成只有考不上大学才上职业学校的状况，造成了职业学校生源质量不佳。同时，职业教育定位不清，专业设置仿照大学，职业教育特色不突出，发展缓慢。

    3.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片面，轻视技能操作，热衷于虚拟经济岗位及管理岗位，面对民营和中小企业不屑一顾，普遍认为“不稳定”、“薪水低”、“没发展”。

    4.民营和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着招工难，特别是技术操作工。有的后继无人技术断档，有的关键技术岗位如电焊工、数控机床操作工等，尽管月工资近万元，仍然不好招工。

    面对企业招工难、毕业生就业难这对矛盾，必须提升职业教育水平，进行职业教育改革，适应社会需要和企业需要。为此建议：

    政府应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择优提升部分职业大学为本科，与普通大学同批次招录。要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使职业教育上水平，必须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使之与本科教育有同样地位，这样在招生时才能与普通大学平等争取优质生源。

    政府应明确职业大学与普通大学关系，使职业大学与普通大学各有所长。教育主管部门应整理学科门类，职业大学应侧重开设应用型、技术型专业，普通大学应侧重开设科研型、学术型专业，使职业大学、普通大学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各有所长。

    政府应把掌握专业技术操作技能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应提高专业实习在学生培养计划中所占的比例，专业实习不低于总学分的四分之一。应增设专业实践课程，专业实践课程要由有业界实践经验的老师或工程技术人员讲授。

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现任院长魏崴，在长期从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社会、企业和人的发展需要出发，把满足“用户”人才培养需要作为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他的率领下，吉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主动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服务地方经济调整转型，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民办院校自主办学的优势，创新管理体系，完善运行机制。魏崴强调：职业教育的出路是“改革”。只有大胆改革，才能摆脱固有的落后思维;只有积极改革，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

    8月16日，我省2014年高招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在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录取期间，记者采访了几位芜湖高职专科院校招生办的同志。他们说，尽管芜湖的高职专科院校今年的招生形势仍保持良好，但从整体看，高职专科院校招生真的“狼来了”，往后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一提到职业教育，很多家长都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升入高中学习，然后再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深造，这才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只有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才会接受职业教育，将来也不会成大气候。于是，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复读也不愿填报职业院校，导致职业院校出现招生难的窘境。

    不管是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还是接受职业教育，对孩子而言，最终目的都是要走向社会，实现自我梦想、创造社会价值。特别是从近些年的就业形势来看，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受冷遇，而各类职业院校毕业的技术人才却成了香饽饽。原因在于，职校毕业生动手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因此，让孩子进入职业院校学习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它不仅是一条民生出路，也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增添了后劲。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这将有利于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所以，我们应该转变人才培养观念，不能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职业教育。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通过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即将正式发布。《意见》有哪些新亮点、新措施，对我省职业教育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8月18日，从事职业教育的相关人士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职教学生几证在手就业不愁

　　《意见》提出，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办学，职业教育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沟通衔接，公办民办共同发展新格局。

　　四川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蒋华说，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全面融合发展，有助于职教生提高求职竞争力。

　　他说，四川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三年前就开始试点，引进社会培训机构，进行会计认证、建筑施工、厨师资格证等培训，打破了过去成人教育只有非全日制学历教育模式，让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融共通。近三年来，四川师大继续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大部分毕业生在获得专（本）科毕业证时，还拿到了至少一本职业资格证书，毕业求职时具有较好的竞争优势。“随着省政府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更多的职业院校、继续教育机构、社会培训机构将牵起手来，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全面融合发展。职业院校学生毕业时，完全可以实现几证在手就业不愁的愿望。”

　　民企托管公办职校有了制度保障

　　《意见》提出，把民办中职学校发展纳入区域中职教育布局规划。激发社会力量办学活力。支持社会力量以购买、承租、委托管理等方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探索所有制不同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四川现代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说，我们是较早介入职业教育的民办教育集团，曾经感受过民办教育介入职业教育的艰难和不易。但几年实践证明，民办教育介入职业教育，对地方政府原有职业中学进行相应兼并改革这条路是可行的。我们的几个职业学校不但招生规模稳步增长，教师待遇明显提高，集团还建立了稳定、有效的校企合作机制，教学实现了工学结合、手脑合一。

　　他认为，根据《意见》，政府下一步将支持独资、合资、合作举办民办职业院校，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社会力量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这对民办教育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民办企业兼并、托管公办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以后有了制度保障。”

　　中职校编制总数10%内自主定夺

　　《意见》提出，实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计划。支持中职学校在编制总数10%内自主聘用具有相应专业职业资格的专业技能人才任教。在中职学校设置正高级教师职务（职称）。增加中职学校特级教师评选比例。

　　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宁波认为，职业教育需要大量既懂理论知识，又懂职业技能的“双师型”教师，但现在职业学校非常欠缺这样的教师。一方面，按照人事部门的要求，学校引进教师凡进必考，除非有高学历高职称。但现实中，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不但少，而且也不愿意到职业学校任教。另一方面，大量学校想要的，多年从事一线技能工作、具有较高实践技能、具有较高职业资格证等级的人，又因为学历门槛进不来。“《意见》明确，支持中职学校在编制总数10%内自主聘用具有相应专业职业资格的专业技能人才任教，打开了中职校引进人才的方便之门。”

链接

　　职教六大目标

    在未来6年多的时间内，我省职业教育将实现六大目标：一是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达到一定规模；二是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办学，职业教育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沟通衔接，公办民办共同发展新格局；三是职业院校区域布局和专业设置更加适应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惠民生需要。建成一批示范职业院校和示范专业；四是建立以校企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办学制度和职业教育集团，覆盖全省职业院校和重点行业产业；五是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双师型”教师、实训设备配置与培养目标相匹配，信息技术广泛运用，总体达到国家规定的办学条件标准，人才培养水平显著提升；六是现代职业教育战略地位更落实，地方性法规更健全，制度政策更成熟，政府和部门职责更明确，发展保障水平更高。六大目标将通过构建现代职业教育衔接沟通体系、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办学格局、建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体系、提升发展保障水平、落实政府和部门职责五大路径实现。

    2014年，被许多教育界业内人士称为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年。今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中国要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有大批高校向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转型。

　　8月9日至11日，由达内时代科技集团主办的中国高校职业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西桂林举行，全国近200所高校、近600位院校负责人，教育部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相关专家等，共同探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困惑，及高校如何向职业教育院校转型等问题。

　　现状 学生难就业 企业招不到人

　　“2014年全国有727万应届毕业生，同时中国归国人数将突破30万人。‘最难就业季’遭遇‘最大归国潮’，意味着大学生就业形势将更难。”

　　在中国高校职业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论坛环节的开场白中，主持人这样介绍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环境。

　　在本次研讨会主办方达内时代科技集团CEO韩少云看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机会，而是很多毕业生不能掌握企业需要的技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企业招人也难。”

　　“一旦你找准了市场定位，掌握了企业急需的技术技能，就业形势是很好的。”韩少云用达内时代科技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来印证他的观点。“对就业难的学生，特别是二、三本院校的学生，职业化的教育或培训是帮助其就业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此次研讨会上，众多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安徽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秦峰说，从他们学校的经验来看，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或实训后，毕业生的就业率要比以前提高许多。而未接受实训的毕业生，由于求职处于弱势，则提高了考研的积极性。

　　困难 市场变化快 新专业跟不上

　　但同时，一些高校负责人也表示，职业教育改革仍面临许多困难与问题。

　　“最大的瓶颈是师资。转为应用型大学，目前学校的师资就要发生很大变化，有多少大学老师有工程师资格？”秦峰说，传统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老师的评价机制也需要改变，甚至要将课堂搬到工厂、计算机房，所有教师要将原有的教案和授课方式推翻重来。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秘书长邱钦伦说，中国职业教育提出“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等五个对接要求，但要完全落实有很大困难。“比如，想把新专业放进专业目录有非常大的阻力，但不放进去高校就开设不了。”

　　他还表示，软件行业协会的成员基本都是软件企业，但在面临移动互联网的挑战和转型时依然很焦虑，因为整个产业和人才需求的变化太迅速了。“用人方都赶不上用人变化，何况高校？”

　　对策 培训联手高校 合办学历教育

　　不过，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论坛嘉宾和高校负责人依然抱有很大的期望。

　　邱钦伦说，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会很难，但不走这条路解决不了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现在国家给了很多很好的政策，高校一定会改革，跟行业、企业共建。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副总裁兼COO孙莹也表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在政策解读中提到，政府将以购买服务或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这些政策都让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备受鼓舞。“我们也在争取与一些有资格的机构合办学历教育，进入到整个人才培养的链条中。”孙莹说。

　　■ 案例

　　北京联大 建虚拟校园企业

　　●高润泉，北京联合大学电子信息技术实验实训基地主任

　　北京联大从很早就提出应用型大学的方向，除了大专学历的高职学院外，在本科阶段，联大从基础通识课程的教学上，就提倡加强实践，加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比如计算机基础课程强调上机操作，支持学生的创新创业。

　　北京联大的实训基地也承担了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功能。实训基地的计算机机房、电工电子实验室等设施，为学生提供了很多操作的机会；基地与中关村软件园等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学院很多专业的学生联系企业实践的机会；基地还邀请了上海一家公司在校内建立虚拟校园企业，把工程师请到学校，开设实践课程。实训基地还确立了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发展方向，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机会和支持。

　　北京联大的职业教育学历上升通道也很完善。高职学院的学生通过专升本，可以就读本科专业，毕业后还可以报考专业硕士。

　　■ 建议

　　企业培训也可融入学历教育

　　●孙莹，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副总裁兼COO

　　以计算机相关专业为例，大专学生如果想在职场中获得竞争力，本科学历一定是有帮助的。专科生主要强调操作，如果想再提高，在专业领域可以深入学习。同时，也可以拓宽广度，成为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IT技术在很多行业里都有应用，专科生可以再去报考这些行业与IT技术链接在一起的专业。

　　今年国家做出了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部署，很多企业和社会办学的力量，会被鼓励进入到这个领域中，我们也是非常乐于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同时，我们也在争取与一些有资格的机构合办学历教育，进入到整个人才培养的链条中。我们的资源很丰富，希望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声音

　　未来5-10年，互联网会走向各行各业，在这个浪潮到来之前要做好战略上的准备，包括人才储备。目前的招聘基础人才选择余地较大，但高级人才就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管理学院副院长蓝灵

　　我们特别需要“私人定制”的学生。由于招聘和培训成本非常高，也希望新员工有很好的稳定性。

　　——百度北京分公司校园招聘经理赵春燕

    最近，家住杭州萧山区城厢街道的鲁金友高兴得嘴都合不拢，逢人便说，他儿子鲁健祥在离家不远的杭州银行滨江支行实习，而且表现不错，不出意外，暑期结束就能顺利在滨江支行工作。

    想想儿子最近七八年的经历，老鲁回忆道，“他读高中的时候，英语和数学成绩比较差，人也努力，就是考不好。考大学基本没什么希望，自己也提出来想去当兵锻炼，他自己身体不错，应征入伍当了两年兵，退伍在家，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单位当临时工。”

    “运气好，2011年国家有政策，允许退伍士兵参加高职单独考试。他当过兵，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再加上比以前肯吃苦，那段时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终于考上了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还入了党，当上了学生干部，大二就考上了杭州银行的订单班”。老鲁越说越兴奋。

    老鲁也很感慨，“要感谢国家，感谢军队，感谢学校，我儿子的命运都改变了，他很多高中同学直接读了本科的，甚至是一本的，也羡慕我们健祥”。

    其实，让鲁健祥退了伍还有机会读大学的是2011年国家在浙江省的一个试点。

    2011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等4所高等职业院校开始试点招收退役士兵。这个试点是继2007年广东省在全国范围首开退役士兵免费报读高职院校之先河后，国家在浙江、辽宁、山西、天津等省市开始试点招退役士兵进入辖内高职院校免费学习深造。

    当年，浙江省4所试点的高职院校招生200人，试点院校招收退役士兵实行单列计划、单招单考、单独划线、单独录取。退役士兵就读的学杂费、住宿费由政府全额负担，并按实际在校时间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生活费补贴。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11年共招生50名，实际报到46名，中途1人因故退学，鲁健祥就是他们45名退役士兵中的一员。

    45名同学分布在4个系7个专业，和鲁健祥不同的是，另外44名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近三分之一选择了农村金融专业。

    1988年出生的马剑波，在45人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个，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就离校参军了，两年的军营生活让他觉得还是要读书，否则想找个满意的工作还是挺难的。

    考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后，他特别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大二进了订单班，6月份一毕业就被分到宁波农村信用社城北支行工作。实习半年，他对自己的选择很庆幸。

    同样百倍珍惜大学学习机会的还有曾在西藏某部服役的退伍士兵陈伟。

    在西藏服役，让他对“一个人先要养成会享受寂寞，才可以了解人生才体会到人生更高远的一层境界”有了深切的体会，并把这种享受寂寞用到了学习上。

    针对45名同学的摸底调查显示，截至6月中旬，除一名同学因为文化课基础较差需要留级到明年毕业外，44名学生全部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其中24名同学在二年级就被订单班录取，毕业时在金融行业就业的超过32人。

    “退伍士兵，勤奋，肯吃苦，综合能力比较强，在就业的时候优势明显，深受金融机构欢迎，无论是进订单班比例还是专业对口率远远高于普通同学，就业质量很高。”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朱明介绍。

    当问到会计系党总支副书记邵月花，你们系的退伍士兵表现怎样时，她一定会翘起大拇指，眉飞色舞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第一个要夸的是卢彦渝，是退伍士兵学生中的杰出代表，在南海舰队当兵的时候是个好兵，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教官、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在学校更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获得过学校一等奖学金、稠州商业银行奖学金、‘三好学生’、‘学生最喜爱的团学骨干’、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毕业生、银星奖等荣誉，还被同学们推选成了系学生会副主席，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说起退役士兵，和邵月花有同感的还有金融系党总支书记熊秀兰，她能如数家珍地报出每一个退役士兵的优点：吴丹丹能歌善舞，每次演出都能给系里的活动增光添彩；马伟杰乐于助人，总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陈伟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技能特别突出……

    “最让我佩服的还是林俏云”，熊秀兰补充到，“一个女孩子，组建了义乌市的蓝天救援队，参与了多次营救和抗震救灾。”

    45名退役士兵还主动承担了2013级和2014级两届近6000名学生的军训工作，他们组建了校园义务消防队负责平时校园消防器材的检修和维护，他们组建了校园治安巡逻队保护同学们的安全，他们组建了校园国旗仪仗队负责每次的升旗仪式工作……

    学院保卫处副处长黄中梁曾经是我军某部团级干部，也是两届新生军训团的团长，同时还是部分退役士兵的班主任，在座谈会上，他坦言，“这批退役士兵学生，过去是优秀的士兵，今天是优秀的学生，他们做到了退伍不退色，展现了当代军人的风采，我为他们骄傲。”

今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不过，相较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在社会转变观念、办学体制机制、教育模式改革等方面，依旧任重道远。又该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梦卿教授。

　　职业教育的多重“效能”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示，旨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您能否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谈谈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李梦卿：我认为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基础性作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等都离不开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体。职业院校毕业生是产业大军的主力，他们在各类产业中占据绝对多数的人员比重，有统计显示，2012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中有57%是中职毕业生。因此，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支撑性作用。经济发展需要技能支撑，技术进步也需要技能支持。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技术需要应用到生产实际中才能产生效益，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转型。职业教育从操作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开始，再到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甚至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些人才都是为技术应用服务的，他们支撑着技术的发展，改良着技术进步，这种支撑性作用地位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无法取代的。

　　三是保障性作用。近年来，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的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大致相当；高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也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些规模庞大的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不仅为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保障，也是经济发展中对技术工人数量需求的重要保障。

　　四是稳定性作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有稳定的人才来源，这些人才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技术人才，也包括面向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技能型人才。缺乏前者，技术难于创新进步；缺乏后者，技术无法应用于生产实践。实际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技能型人才是关键要素，他们稳定着技术工人的数量，稳定着技术应用的质量，稳定着社会发展中人才因素的变量。

    理性审视职业教育“冰火两重天”境遇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媒体报道称，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的“进口”与“出口”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您能否分析下，高就业率的职业教育究竟还缺乏哪些“吸引力”？

　　李梦卿：首先，要正确看待目前的局面。我国职业教育的确存在“进口畅”与“出口旺”的现状。“进口畅”表现在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没有门槛，不论多么低的成绩，都可以进入中等职业学校。这当然能说明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但同时也暴露出相当数量的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基本文化知识的薄弱和不足。“出口旺”既说明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正是很多企业需要的人才，同时也应看到在高“就业率”的背后还存在低“就业力”这一“短板”。所谓低“就业力”主要表现在岗位迁移能力不强、就业起薪不高等方面。

　　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职招生754.13万人，比上年减少59.73万人。同时，不少高职院校也感到招生的压力。为什么在国家政策一再向职业教育倾斜，而招生数不但不领情反而一再下滑呢？关键在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足。传统思想的影响固然存在，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不高、“双师型”教师数量的不足、校企合作的有效机制还没有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没有建成等，都是重要的因素。

    完善“提升”发展途径 增强职业教育引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职教学生提供“提升”发展的途径和空间，是增强职业教育引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为走向工作岗位上的职教学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使之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李梦卿：为职教学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是增强职业教育引力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知识提高空间、技能增强空间和学历提升空间三个问题。

　　知识提高空间旨在解决职教教学的理论知识普遍存在不够系统的问题。长期的模块化知识学习，以“够用”为原则的教育教学，造成职教学生理论知识基础不牢、内容不广、提高乏力。职业教育也要为学生打造好知识提高空间。在初中学习期间，要给予学生同等重视的待遇，不能因为我们有普通高中和中职各占50%的分流导向（在有些地方甚至是硬性规定），而放弃对成绩中下等的初中学生的学习指导和帮助。要让他们在初中学习阶段就形成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这是中职教育阶段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前提，也是关键。同时，在中职教育阶段，不能因为强调技能学习而放松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技能学习与理论知识两者一样重要，相互支撑和补充。没有系统理论知识学习只重技能训练不是职业教育的本真内涵。

　　技能增强空间则为职教学生提供深造的机会。这种机会一定要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让学生确实感受到能力能够增强。高职教育的专业课程、技能训练与中职相比，不应是简单的重复，还需有实质性的提高，才能达到深造的目的。这是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和中高等职业学校管理者在内的职业教育界，都必需正视的问题。增强技能无疑是每一个深造的学生都希望的，但课程如何设置？实习、实训如何设计？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如何更紧密？如何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实质性的提高等，这些应该成为增强技能的基础性设计。没有这些基础性的设计和实施，便失去了对原本希望通过深造能够进一步增强技能水平的职教学生的吸引力。

　　此外，学历提升空间亦能增强职业教育引力。不可否认，很多中职生希望能通过深造取得高职专科学历文凭；高职学生则希望通过深造取得本科甚至更高的学历文凭，这些都是学生发展的正常诉求。早先就有媒体报道，某职教生在全国技能大赛中获得冠军可以落户天津，但这个学生的回答是“不”，因为要上大学，要读本科。这已经不是个案，应当引起社会尤其是职业教育界的理性关注。

　　与此同时，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是有层次的，不可能都只需要中职阶段的基础性、操作性技能人才，也不可能都是高职阶段的稍高等级的技能人才。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企业也更需要更高层次和水平的技术技能型或技术应用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学历提升不只是职教学生的诉求，也是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当然，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已经召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文件也已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蓝图已经绘就。职业教育在制度层面上的“玻璃顶”不再是不能突破的“钢板”，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已有继续上升的通道的可能和现实探索，这一点是让职业教育界额手称庆的，但如何有质量地做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我看来，能正确处理好上述三个空间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问题，能够为职教学生提供更好的深造路径、为社会培养更加符合生产和技术要求的人才，也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  日前，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召开的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技能实训项目研讨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举行，来自山东、河北、广东等11个省（区）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代表和全国20多所高职、技工院校代表参加。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出版发行的《国家题库技能实训指导手册》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指导》两套新书在会上首次亮相，共涉及250个职业，满足了新形势下全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需要。

　　据了解，为推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持续良好开展，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经过反复调研、精心策划，启动了《国家题库技能实训指导手册》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指导》的编写工作，丛书作者全部为各职业国内知名专家，将覆盖当前国家题库资源的全部职业，是国家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的指定培训教材与考试用书，两套丛书均由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悉，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技能实训项目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和职业院校提出的，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项目。项目以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试题资源为原型，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结合生产发展实际，将操作技能试题转化为工作案例和实训任务，引导学员规范操作、提高技能。

    本报讯 日前，共青团中央启动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评选表彰活动。

    本届评选表彰活动从8月15日开始接受申报，通过省级推荐提名、评委会评选、社会公示等环节评选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260名、优秀组织奖100个，并将于12月5日前后举行颁奖仪式，对获奖个人和组织进行表彰。

    为推动评选表彰活动的开展，共青团中央较往届增加了优秀组织奖评选名额，更加侧重于推进基层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在申报渠道上进行优化，在中国青年网、中国青年志愿者网上开通奖项申报系统并完善组织申报和社会化申报渠道。在评选机构上，邀请相关部委、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代表和相关领域的知名人士等作为评委，组建评选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评选标准和流程，加大、提高了评选公开度和社会参与度。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志愿者的社会影响，主办方通过与各媒体深入合作，开通评选专题网页和活动微博，并与专业机构联合制作推出宣传片、宣传海报、公益广告、微电影、特别节目等。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雷锋——我们与你同在》漫画巡展等开设“青年志愿者之歌”专栏，介绍历届优秀志愿者典型事迹，积极营造舆论氛围。集中表彰颁奖期间，还将组织历届获奖代表开展“青春志愿行、共筑中国梦”主题宣讲、座谈等活动。

    据了解，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是由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授予的我国青年志愿服务领域最高荣誉。

    自1996年组织实施以来，每2年评选1次，至今已评选过9届，选树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徐本禹、“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孙丽倩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志愿者典型。

编者按：8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办、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承办的全国职业教育专家学术报告会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举行。本网编辑采访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曹勇安，跟随他，我们体会最深的是他投身教育事业、追逐教育梦想的热诚与执着。采访中他向我们分享了他教育生涯中三次托管教育的心路历程。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曹勇安

    一路走来，常常感慨无数次从春天里匆匆出发，纵然“寒风凛冽”，却始终期待着冬天里的艳阳天，始终坚信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回首我教育生涯中三次教育托管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对教育是社会重要的福祉、和谐的源泉、发展的动力的信念。教育是梦想者的事业，因为有梦，才可能有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执著。

    2014年2月17日，黑龙江省甘南县将县职教中心校委托给我所创办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管理。这也是我从教43年的历史中，第三次接受委托管理教育机构。

    从17岁当教师算起，至今我已从教43年了，按程序我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哪成想，即将成为“海阔天空自由行、颐养天年幸福人”的我，此时又变为教育与事业单位两项改革交叉点上的探路人。探索孕育幸福，幸福来自探索。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

    每当人们提到或我看到，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那是因为在《纲要》的第42条、第67条有个“委托管理”的词儿，把这个酒店类企业常用的管理模式引到教育中来，是源于我在1998年2月，受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委托管理八所公办学校（幼儿园）的试验。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公办靠觉悟、民办靠制度，民办办不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就不掏人民币，学校就活不下去。

    1971年从教的我，到今年正好站了43年的讲台。前20年，我在公办体制内；后23年才进入民办领域。我下乡当过农民，教过农村的“复式班”；进工厂当过工人，教过文革期间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技工学校。在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我从教师做到校长，再由校长做到这所国有大型企业的教育处长。这么令人羡慕的“铁交椅”，为什么放弃了？我这个人，对领导职务既不热爱也不追求。我就是想做个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可当工作出色遭同行嫉妒时只需要校长说句公道话，可当时的校长就不说这句话，你说这急人不？这一急，后来我就当了校长。当了校长就要改革，但，改革起来却阻力重重。我当时幼稚地认为官小，后来官至处长能行了吧？还是不成。整天都是我不想干的事儿，我想干的事儿一样也干不成。正好九十年代初有部电视剧叫《过把瘾》，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过把瘾就死”。我一想，管老师的校长——干过！管校长的处长——当过！我到退休不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天天重复昨天的故事有啥意思？不干了。我辞去了公办职务，一头就扎进了民办教育领域，自己当家，个人儿说了算。

    办学之初，广告是赊的，校舍是租的，教师是聘的，连校牌都是借的，社会上说我学生是骗的。第一次办自考助学班，仅招了8名学生，还是3个专业。怎么办？抓质量、挺住，两年后，我就拥有了两千多名在校生，在黑龙江民办高校中排进了前3名。可此时还是借人家的校牌呢！为此省教委决定给我个校牌。叫什么名呢？牌子叫小了怕人瞧不起，就可着劲地往大了叫，最后起了“东亚大学”这个校名。那时也没什么规范限制，真悬，2个月后国家教委就出台了社会力量办学的规范文件，再想叫这么大的校名？没门！1993年4月1日，我结束了借校牌的历史。三个月以后，我创办的东亚大学就把公办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的职工大学兼并了。这样我这所民办高校中，就有了国有资产存量和全民身份的教职工，很多人说我是“两和水”非“纯净水”。其实，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发展措施就是：在旧体制中寻找稳定性，在新体制中寻找可能性。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混合所有制”的优势。

    四年以后的1997年，整个东北的国企几乎全部陷入困境，被称为“东北现象”。国企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就更惨了，工人没活不开工资还说的过去，可教师正常上班却不发工资，说的通吗？然而齐齐哈尔市是老工业基地，学生数占44.7%，校舍面积、占地面积分别占全市教育资源的54%、61%，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在政府难接、企业难办、学校难活的“三难”境况下，我就向市长请战：“交给我吧，委托我来管理。”我们市长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老曹，你可帮市委、市政府解决了大问题，你看现在缺啥？”“缺钱！”市长一愣，我接着说：“不跟你要钱。”市长赶紧说，“只要不提钱，提啥我都满足你”。我说，“学校目前是缺少办学资金，但拥有丰厚的教育资源，以资源的存量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来换取办学资金的增量。问题的关键是要改革办学体制和机制。改革这个东西呢，人人都赞同，但人人都反对自己被改革，一旦改到自己脑袋上，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就找政府，接着相关部门就让我以安定团结为大局……”我接着说，“咱们有个约定，你批我一个教育改革试验区，只要在试验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这三样的，政府相关部门都不要管，谁管，这活就交给谁干！”就这么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给我批了一个企办教育改革试验区，把这八所学校加一个教育处机关共7,000多名学生、609名在岗教职工，还有近400名离、退休教职工，全部委托我来进行管理。1998年2月，组建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1.2万人的教育集团——黑龙江东亚学团。这给我一个可以进行各种类型教育改革实验的机会和平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根本是靠教师发自内心的爱学生才成，让教师普遍达到这样水准，很难。但，你爱钱不？我将教师的工资与学生和家长的评价相挂钩，与任教班级的学生数的增减相挂钩，也就是现在讲的绩效工资，不过我的绩效工资占的比重大，足以影响其生活质量。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全体教职工面向市场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把学办到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教师不仅自己挣出了“饭钱”，还有“余钱”改善了办学条件。八所被托管的学校分别成为市、省、国家级的示范学校。十年间，在没有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下，我所托管的八所学校共创收1.14亿元。2008年当国家出台接收国企教育政策时，我才结束了托管。当年，我被评为“齐齐哈尔市改革开放30年有突出贡献的30位人物之一”，同时还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中国民办高教协会整理中国民办教育改革三十年成绩时，共列出了9个影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是我们创造的。一个是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民办学校管理公办学校；另一个是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如果我现在要“两眼一闭不睁”，这两项成果就是我这一辈子教育生涯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也是最欣慰的。它验证了《纲要》中“民办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的论断。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有钱不一定能办教育，没钱不一定办不好教育。教育质量问题是教育自身改革的问题。

    自1999年大扩招后，几百所民办高校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7年的8年大扩招中，平均每年央属院校扩招6.7万、地方院校扩招222.9万、民办院校扩招115.6万，三类院校的扩招比例为2:65:33。这又一次的验证了《纲要》中“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的论断。

    第二次委托管理发生于2013年，我接手了国内知名民营企业——明道酒店投资集团举办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这一次托管，纯属是阴差阳错瞎撞上的。成立于2001年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是三亚市第一所高校，2008年明道集团成为第三任举办者。其实，明道集团只接手了一个办学许可证。具有教育家情怀的董事长刘晓峰，投资4.13亿元征地、建校舍。2011年3月新校园竣工，结束了学校11年租校舍的漂泊生涯。校园有了，学生没了。因为，伴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快速下降，高职院校生源急剧下降，学院的“招生办”变为“找生办”，甚至成了“买生办”，加之13年没有通过教育部合格评估，期间又被教育部亮过黄牌，这更是雪上加霜。学院办学规模才800多人，年招生才300人左右。全年收费380万元，而年度支出却高达1260万元。虽然每年明道集团不差钱地投入，可是没学生还成学校吗？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明道集团董事长刘晓峰，我深深地被他搭钱办学的教育情怀所打动。2013年春节前，我派出学院的教育咨询公司，免费为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进行诊断和提供治理方案。说起来，我的工作到此就算“完活了”，但，刘晓锋董事长希望能派人指导方案的实施。春节过后，我就派出副院长张振笋远赴三亚，指导三亚城市职业学院的管理改革。一个月后，发现有许多措施没人做，即使有人做，也是敷衍了事。接着派出了教务处长和系主任等项目团队，再赴三亚，可效果还是不显著。而此时离教育部合格评估仅剩下两个多月时间了，无奈，8月底，连我的常务副院长曹然彬也加盟进了“远征军”。开始是做“诊断咨询”却转为了“现场指导”，再后来变成了“学校领导”，本来是“坐堂行医的”却成了“开办医院的”。苍天不负苦心人，这一切努力总算是没白费， 2013年12月6日，学院首次通过了教育部评估，这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属于常规性的“体检”，但对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却是通过了“生死线”。三亚城市职业学院重新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2013年11月5日我们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

    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昨天故事”的人。1998年我的委托管理成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案例后，我在这所被称为中国最高的讲台上已站了16个年头了。这些年来，记不清有多少人请我托管学校，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深知教育是需要钱，但钱不是关键，文化认同的人是决定性因素！可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啊，尤其是合格团队的输出。所以，为了不扫朋友们的兴，我于2006年成立了一个“教育咨询公司”，为同仁们举办的民办学校做“诊断咨询”。这第二次委托管理，正像人们调侃的那样：“炒股成了股东——套上了，炒房成了房东——赔上了”。我这是“咨询成了校董——搭上了”。

    教育没有新发现，教育只有新发展。职业（应用）教育的人才培养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办学效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刚发表，我们市的甘南县就主动找上门来，让我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我所知的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办学在我市属于上乘，而我前两次托管的都是不行的教育机构。俗话说“好孩子哪有往庙里送的？”我当时真有些疑惑不解。后来在与县委书记梁光、县长李韬放的交流中不仅释疑解惑，同时也令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与70后的李韬放县长相识于我们的市委党校，他出身教育世家，时任市委党校的教学副校长，我是市委党校具有十年教龄的“老资格”兼职教授，我们很谈得来。梁光书记虽然是初识，但从他的经历中，你就能找到他对教育深邃认识的源泉，他在中学当过6年物理教师，除在基层任过县长、区委书记外，关键是还当过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信访局的局长，比较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兴奋点。他们介绍说：县委、县政府在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中深刻地感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从“基础性”升级到“决定性” ，这一理论的提升必然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的升级，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紧紧抓住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机遇。县委、县政府准备在贯彻落实《决定》“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的方面，先从政府购买职业教育入手。因为办好职业教育，既是惠及民生的实事，也是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同时，政府也要从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向“采购者”转变；财政变“养人”为“养事”；职教中心校从“生产单位”向“经营单位”转变；教师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他们一系列的理论阐释和专业术语，令我刮目相待这两位县官。他们从事业单位改革与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考虑，最后说：我们感到从您所创办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购买教育服务最合适。我说，你们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我已无话可说。从内心来讲，我托管的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刚刚度过“危险期”，哪有能耐再托管一个县的职业教育？可话讲到这个份上就由不得你了。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名称、建制不变；人员身份不变；原投资渠道不变；办学经费只增不减”的基础上，我们于2014年2月17日正式签定了《委托管理协议》。这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的事例。虽然压力不小，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的基层有象甘南县这样认识和实干的带头人，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教育之幸。

    三次的委托管理也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正在从量变不断地转为质变，发生着“阶段性”的跳跃。依据事物发展三阶段，即：稀缺资源阶段、选择资源阶段、个性化阶段的规律，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人民满意的教育也对应有三个层次：稀缺资源阶段是第一个层次，核心是解决“上学难”实现“好上学”。通过扩大办学规模来满足需要——没有钱不行；选择资源阶段是第二个层次——核心是“上好学”，这是对教育质量的诉求，跟钱不搭界，是教育自身的问题——不改革不行；个性化阶段是第三个层次——核心是“学办好”，满足社会用才和个人成才两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与钱没关系，根本是要办出特色——不融入市场不行。特色是效益显像状态。其社会效益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相匹配；其经济效益是使有限的投入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投入产出比。

    三次委托管理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在不同主体上，但却可以从那一个发展阶段中、那一类主体中，反映出一些带有共性的诉求和规律。

    我的第一次托管是各类教育处于稀缺资源阶段时期。我托管的八所各类学校，通过“以资源的存量换资金的增量”的办学思路，从品种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把学办到了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了，人民掏出了人民币，学校“起死回生”，获得了发展空间。

    我的第二次托管是高职教育进入选择资源阶段时期。举办者虽不差钱！但，学校差声誉，学校错过了稀缺资源阶段的发展机遇。学校没有内在的质量，哪来外部的声誉？学校生源匮乏，又何谈质量？此时我是“稀缺资源阶段和选择资源阶段的活”合起来干，要“跨越式”发展啊。何其难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中职教育进入个性化阶段时期。县域经济在“经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发展，遭遇到了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及层次、类别上的瓶颈；还有农民、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已不满足像其父辈那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向往着“阳光、体面、高薪”的就业。

    我国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目前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办学目标和办学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事物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稀缺资源阶段是杂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争规模；

    选择资源阶段是品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上质量；

    个性化的阶段是品牌对品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靠特色创效益。

    处于个性化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它们在职业教育的层级中处于最底层位置，但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却处在最高的发展阶段——个性化阶段。职业教育是教育界中的“弱势群体”，它们又是职业教育中“弱势群体”。他们承担不了社会对他们办出“特色和效益”的期待。目前，一些省份的部分县级职教中心已成了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招生办”或给人家“当奶妈”，职业教育功能基本丧失。正是处于这种态势，甘南县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找我这样一所从高职院校基础上升格成为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校，并以此为平台担负起全县职业教育的“生产、经营”责任，进而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区域内百姓的成人成才的需要。

    处于选择资源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是1999年大扩招后，迅速通过“三改一补”成长起来的群体，大部分是由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升格的，经历了国家8年的示范（骨干）校建设，如今200所国家级的示范（骨干）校是兵强马壮，但这大概仅占1300多所高职院校的1/6强，这些学校是在稀缺资源阶段的杂牌对杂牌中闯出来了，他们是高职院校中的“王牌军”，基本不愁生源。可一些民办的职业院校就惨了。公办的不行了，还有政府安排他们的出路，而民办的只能自生自灭，所以，为了生源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在市场上拼杀，他们要战斗到最后......。早干啥了？若知今天，早就应抓质量，以质量创声誉，以声誉图发展。

    处于稀缺资源阶段的本科高等院校，主要是指312所的新建本科院校和304所独立学院，这类院校占全部本科院校的3/4还要强，目前活的还很滋润，因为他们不必为生源而闹心，实际上家长、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上，独立学院在已排在了优秀的高职院校之后，危机已悄悄地逼近了这类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这些本科院校目前多数处于杂牌对杂牌时期，他们缺少中、高职院校的危机感，更愁人的是，它们不仅市场意识淡漠，还欠缺它们小兄弟在市场中的打拼激情。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上来讲，该上规模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可现实赋予他们的使命，却是干 “特色和效益的活”；本应是该干“特色和效益活的”这些本科院校，理应为中、高等职业教育做出示范和榜样的，却大力发展起规模来了，什么万人大学，比比皆是，搞得从朱总理到温总理再到李克强总理,三任总理年年要为他们召开国务院常务会，研究他们的“产品”如何销售问题。

    我三次托管教育的历程，从一个侧面佐证了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增长点，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论断；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决策,做了一个有益的注脚。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愿在春天里再出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怀揣着教育梦想，风雨同舟，坚定地将目光投向教育最需要的地方，一如既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谱写教育改革春天的故事。